宋朝黄庭坚的清平乐这首词的意思

名字千万别读错了：电视剧的名字，来自词牌名“清贫乐”，这里的乐读“yue”而不读“le”。原本是唐朝时期教坊之中的曲名，后被词人们用作“词牌名”，并形成固定的双调四十六字体式，许多著名的词人晏殊、晏几道、苏轼、柳永、李清照、辛弃疾等，都常常使用“清平乐”词牌写出了佳作。

最近，古装巨制《清平乐》正在热播。宋仁宗，这位只能在各种版本的“包青天”里作为配角的大宋皇帝，终于有了自己的主场。

电视剧描绘的家国天下，正是宋仁宗在位的41年。精美的服化道似乎展现了一个“四海升平”的大宋王朝，宋仁宗时期，也被后世许多人认定为“清明盛世”，那么这个“盛世”，到底有多少“清平乐”？展开几个历史画面，应该是最生动的诠释。

一、皇帝也爱看女子相扑

北宋嘉祐七年（1062）正月二十八日，司马光给宋仁宗愤怒上奏，要求朝廷整顿汴京勾栏瓦舍的女相扑表演，要知道，北宋生活的一大特点，宵禁已经完全解除，而汴京“瓦舍”里的夜生活非常火爆，而“夜生活”里最受欢迎的项目，正是相扑。

相扑，是宋朝最流行的体育运动，据《东京梦华录》记载，此时汴梁有“大小瓦舍勾栏五十余座”，而其中所谓“象棚”最大，“可容数千人”，“商业价值”十分火爆。

其中，作为垫场赛的女相扑比赛，往往起到聚拢人气的作用。女相朴手的衣着，以各种文物画像参考，也是十分“清凉”，当然惹得司马光大骂。

当然，司马光这次开骂，可不止为“衣着清凉”。在元宵期间，宋仁宗出宫与民同乐，驾临宣德门城楼，“召诸色艺人，各进技艺”，其中就有女相扑表演赛。这些女相扑手着装火爆，本已让司马光大为光火。而表演结束后，宋仁宗下令犒赏艺人，居然“内有妇人相扑者，亦被赏赉。”皇帝此举彻底激怒了司马光，十天后，他就上奏一篇《论上元令妇人相扑状》，可以说直面批评了仁宗皇帝：在宣德门这么庄重、严肃的场合，后妃也侍立左右，而皇帝就领着一帮朝廷命官观看几个着装清凉的女相扑手“肉搏”，实在与礼不合，不成体统……

当然，从最后结果来看，虽然政府层面上不再出现女子相扑，但宋仁宗显然没有真正采纳司马光的建议，女子相扑始终在民间蓬勃发展，成为宋朝人的重要娱乐消遣，甚至在《武林旧事》中，还记载了大量临安府的女子相扑高手。

二、终于有了“多吃一顿”的幸福

司马光曾在《会约》中记录过吃饭的理想状态：“为具务简素，朝夕食各不过五味。逐巡无下酒时，作菜羹不禁。”意思是说，饭局上的餐具，都应该力求简单素雅，早晚两餐，每顿吃的菜不要超过五种，菜量也不要贪多，吃完了再添。

但是在宋仁宗年间，司马光这种吃喝的理念和态度，又被认为是老古董，已经被时代给抛弃了。

首先在这个时候，只吃朝夕两顿饭变成了一日三餐。此前古人第一餐叫饔（yōng），大概上午9点左右。第二餐叫飧（sūn），“飧”字拆开，又作“夕食”，一般下午4点左右。但到北宋初年，随着宵禁的解除，“夜市”文化越来越精彩，越来越多的市民选择入夜后“再来一顿”。

“早中晚”三餐的饮食习惯大概就是在宋仁宗时期逐渐成型，中国人必须感谢宋代，终于让大家有了“多吃一顿”的幸福。

此时北宋的餐饮业相当发达，特别是汴梁寻常百姓家，早上一般都不开灶，一二十文钱就可以买到“灌肺”、粥饭之类的早点。

而中午晚上当然也可以选择在外面吃，据《东京梦华录》载：“在京正店七十二户，其余皆谓之脚点”。也就是说大饭店有72家，还有数不清的小餐馆……餐饮业的极度繁荣，自然也让宋代的饮食品种丰富繁多，但也越发呈现出奢华浪费的特点。

三、有钱都花在房屋装修上了

北宋立国的一个重要法度，就是森严的住宅等级。宋仁宗在位时期，也曾重申禁令，但他却发现，这事儿好像禁不住了。

宋仁宗时，朝廷曾颁布禁令曰： “天下士庶之家，屋宇非邸店、楼阁临街市．毋得以四铺作八斗；非品官毋得起门屋；非宦室、 寺观毋得彩绘栋宇及朱、 黝漆粱柱窗牖，雕镂柱础。”意思其实就是对房屋的进深、色彩、雕工等等，都进行了明确的限制。

但宋仁宗说归说，却是半点用都没有，北宋当时的“房屋装修”，已经相当放飞。不但贵族家“务有壮丽． 靡费不赀”，而一些平民出身的富商们，也是“大胆创新”，各种“违制”的家居设计层出不穷。汴京等“一线城市”地区，豪宅一座接一座，看着是王府，其实都是民间有钱人，变着花样比阔。

此外，宋代的普通人家也非常讲究房屋的装修，以杭州为例，“杭人素轻夸， 好美洁， 家有百金必以大半饰门窗、具竹器。荒歉既甚，鬻之不能售，多斧之为薪，列卖于市，往往是金漆薪。” 当然这是一个极端的案例，但真实反映了宋人在商品经济高速发展时，一种追求美好生活和奢华享受的心理。

四、大相国寺就是“商业大都会”

说起北宋的“大相国寺”，好些人的第一反应，就是“一座庙”，事实是，大相国寺这座名刹，发展到宋仁宗年间，已是大宋最重量级的“商业大都会”。

大相国寺位于汴梁城东南，前身是北齐的建国寺，唐睿宗时，为纪念他以相王即位而改名。画圣吴道子在此作过壁画，塑圣杨惠之也留下塑像，可见它在唐代已是名刹。北宋立国后，赵匡胤去了趟大相国寺，佛像前他问陪同的住持赞宁和尚要不要跪拜，赞宁机智地回答道：“现在佛不拜过去佛”，太祖会心一笑，即为定制。

大相国寺由此晋身为皇家寺庙，重要庆典节日，皇帝必到此一游。宋太宗亲赐御笔匾额，让其身价百倍，民间越发推崇。大相国寺拥有庞大的寺产，渐渐各类吃喝玩乐的商家汇集于此。每月的初一十五和“逢八”的日子，大相国寺都会高调开放庙市，整个寺院变身“大卖场”，每次“庙市”仅中庭就聚集万人。全国各地的“来客”都跑来采购，好些官员甚至会把自己搜刮的“土产”拿来销售。强大的“销赃功能”，还叫大相国寺得了另一个“美名”：破赃所。

宋仁宗年间的大相国寺，还是汴梁著名的商业文化中心。每到开市日，各种文艺演出云集。据《能改斋漫录》记载，还有“众书生倚殿柱观倡优”的奇景象。其“算命水平”也是享誉天下：《铁围山丛谈》载，宋徽宗还是“小王爷”时，就去大相国寺“慕名算命”，一个叫陈彦的术士，判定他有“天子之命”。结果次年宋徽宗就风光即位。陈彦也一步登天，一度官至节度使。虽然此事的真实性不可靠，但这“大都会”般的大相国寺，确实是个出奇迹的地方。

五、欢乐再多，还是农民最苦

宋仁宗年间的“清平乐”生活，今天说来还颇惹人羡慕，好些历史爱好者们，都恨不得穿越过去体验一把。但要真有这样的机会，穿越也要谨慎，倘若穿越成了农民，这繁华有趣的生活，依旧与你无缘。因为即使“仁宗盛治”，农民生活之苦，超乎想象。

宋朝的农业赋税——二税（又称田税，分夏秋两次征收）看上去不重，但实际上围绕二税派生出来的附加税特别多，多到负担已大大超过正税，其中主要有“支移”、“折变”、“加耗”、“和籴”“和买”等项。

这些附加税为什么要收呢？举两个例子吧，比如“支移”，就是官府借口军事急需，要求农民把二税中的谷物运送到别处特别是边关交纳，从而产生的所谓“脚钱”。到了后来不免就有没有支移，也需要交纳脚钱的情况。

比如“加耗”，就是以保管和运输税物时的损耗为借口，不论是税粮还是税绢，都要征收加耗。而各地转运司和地方官员往往就是通过加耗，来中饱私囊。而到仁宗朝，有些地方纳米一石，加耗竟然达到两斗。

时任并州知州的韩琦上奏云：州县生民之苦，无重于里正衙前，自兵兴以来，残剥尤甚……请自今罢差里正衙前。于是，在许多大臣强烈要求下，至和二年 (1055年)四月，宋仁宗终于下诏：“罢诸路里正衙前”。

而此种方式只是一时平民愤的办法，没有减轻农民的负担，农村怎么可能不乱？所以宋仁宗的所谓“仁宗盛治”，农民起义有史可查的就有三四十次之多。看懂这个也就明白，为什么繁华的宋仁宗年间，亦是北宋走向“积贫积弱”的关键年头——农民问题解决不好，再乐，也是虚假繁荣。

参考资料：徐红《论商品经济对宋代社会生活方式的影响》、王俊奇《宋代体育文化史》、雷俊《过分的宋朝女子相扑》、何忠礼《宋代政治史》、虞云国《宋代的大相国寺》、郑纯方《大相国寺 ：僧俗之间展映出的宋代都市繁华》、郦家驹《北宋时期的弊政和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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