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永的传世词(柳永的诗词地位)

【沁筱文韵】

在一盏清茗的陪伴下，细细品读《乐章集》，静静体悟柳永的一生。一盏香茗伴韶光，一片词情幽处浓。

张爱玲曾如是说：“也许每一个男子全都有过这样的两个女人，至少两个。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的一粒饭粘子，红的却是心口上的一颗朱砂痣。”

而从某个角度而言，柳永一生的“红玫瑰”与“白玫瑰”却非他那姓名不详的美娇妻和楚楚、虫娘、心娘、琴娘、英英、瑶卿等歌姬舞女，而是功名与词名。柳永终其一生，都有功名与词名兼得的美梦。即便他词名得意而功名失意，词名也从未变成“衣服上的一粒饭粘子”。他倾心期许坐拥双美，功名永远是心口的朱砂痣，词名亦永远是床前的明月光。

《论语》有言：“君子有三变：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柳永的父亲柳宜给柳永取的名便是寄托很深的“三变”，但这名字终是没给柳永带来丝毫好运，直至晚年柳永改名为“永”，其仕途才堪堪见了些许光芒。

柳永在家乡崇安的年少时光，无疑是美好的。人间正花红，青春正年少。他读圣贤书而满腔抱负，写婉约词而受众人追捧；身边有亲人，也有“飞琼伴侣”般的美娇妻，实乃有幸。

在柳永生活的北宋初期，词终究还是不登大雅之堂的。柳永年少时，晏殊等宋词大家亦是舞勺之年。因之，柳永的文学给养只能来自李煜等南唐词人和温庭筠等花间词人的作品，以及少许民间歌词俚语。

柳永写新婚闺情词，却未能低眉迎合传统意义上的含蓄原则。后来厌弃柳永的太平宰相晏殊，便深谙此道，不似柳永因做着才子佳人的梦而负上了“好色而淫”的名声。倘论文人风流，“好色而淫”亦算是真性情；若慕功名学海，这大抵已为他后来的命运埋下了危险的伏笔。一个人的真性情从来就是一把双刃剑。遇到性情相投者自然与此人一拍即合，遇到无法欣赏者便会颇感此人太自我太不含蓄。

宋真宗咸平五年，十九岁的柳永通过了乡试，离开崇安，准备前往汴京应礼部试。彼时柳永自觉有惊世之才，自谓还有大把韶光可供挥霍，他恰如钻天白杨、盎然修竹，一心憧憬青云直上，坚信自己定能在庙堂上一鸣惊人，断然没有想到，之后他的大半生竟会落得剑满尘埃书生蠹的命运。年少才高的人极易如此。总是把一时的顺遂当做终生都会拥有的常态，要等被恶意伤害后才明白自己道行太浅；总是习惯仰望星空，以为自己定然是其中某颗灿星，最后才发现自己不过是一粒尘埃，随便一阵风就能把自己吹得粉身碎骨。

柳永是有凌云志的士子，把仕途当做归宿；亦是寻安逸梦的文人，将风月场视为安魂乡。柳永期冀坐拥“红玫瑰”与“白玫瑰”，因之从崇安奔向汴京的途中，于杭州，因想拜谒杭州官员孙何而填下了一阕蕴涵青云志与风月梦的《望海潮》，尔后携词拜会杭州名妓楚楚：“欲见孙相，恨无门路，若因府会，愿借朱唇歌于孙相公之前。若问谁为此词，但说柳七。”楚楚欣然答应。

“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分明是以投献为目的的颂词，却被柳永吟咏得极是风流大气，这份矜持高贵让楚楚将他引为知交。而孙何离杭返京前，或许也曾慨然许诺要助柳永青云展翅。奈何是年冬天，孙何在汴京病逝。柳永满心的期盼落空了。而同年，晏殊得到江南按抚张知白的力荐，以“神童”名入汴京考试，于千名考生中脱颖而出。宋真宗对其赞赏有加，亲赐同进士出身。悲剧之所以成为悲剧，就在于，人既不能逢其时，又不能恰其分。如若说士子的战场是功名，那么柳永和晏殊从一开始对垒的胜负，就如木炭与白雪般分明，柳永不能逢其时，晏殊却能恰其分。

后来，柳永就在“拆桐花烂漫，乍疏雨、洗清明”时到达了汴京。每日诵读诗书以备科考之余，柳永用大把闲散时光填词谱曲，须臾之间就在汴京才名显赫。然不见文人士子来与他谈经论史，独见愈来愈多的乐工歌伎慕名来求词。大考之前，先富词名，而且这个词名并非庙堂之上的帝王将相赋予的，而是源于市井的声音。试想身居高位的帝王将相岂肯自降身价，与庶民的审美趋同？柳永于风流倜傥中不知不觉地酝酿着他未来的悲剧。

当柳永沉醉于游山玩水、流连花丛、倾慕功名、享受词名的欢悦欣喜中无法自拔之时，妻子病逝的噩耗突然如同惊雷在耳边炸响。几年前离开崇安时，他信誓旦旦要考取功名，让韶华正好的妻子安心等待他衣锦还乡。可诺言终成谎言。即便柳永饱读诗书，看过历史上诸多于等闲间就翻云覆雨的巨变，可那些巨变也终究全是别人的荣辱与苦乐，只有这一回，妻子病逝是真正触手可及的悲伤。

柳永匆匆回了一趟崇安，又在汴京与功名的召唤下再度回到汴京。之后，比之昔日的投献词《望海潮》，柳永创作了不少夹杂较为鲜明功利色彩的颂圣、干谒词，他倾心期许帝王将相能听到他的词，希冀有朝一日他也能身居高位，不负十年寒窗苦读。

对“仙禁春深，御炉香袅，临轩亲试”有过翘首企盼的柳永，于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第一次在汴京考试，二十六岁的他最终落第。而柳永落第之根源，并非无才，而是“无德”。是年春闱开始之前，宋真宗下了一道诏令：“读非圣之书及属辞浮靡者，皆严谴之。”而柳永在策论中还能把自己束缚在四书五经的范畴内，在填词中却无法摈弃自己的“属辞浮靡”。

“对天颜咫尺，定然魁甲登高第。待恁时、等著回来贺喜。好生地。剩与我儿利市。”此乃柳永为取悦一生挚爱虫娘所写的《长寿乐》里的词句。皇帝临轩亲试这般严肃之事，在柳永笔下俨然儿戏，魁甲位置好似已成他囊中之物，他还将这桩大事嬉皮笑脸说与青楼女子听。如柳永这般以“狎亵”闻名的文人，纵使有满腹才志，也注定会被宋真宗“严谴之”。

宋真宗祥符八年，柳永第二次参加礼部考试，落第而归；又过三年，宋真宗天禧二年，柳永第三次应考，仍旧折戟。彼时三十五岁的柳永，于迷茫愤怒却无计可施之际，写下了那首《鹤冲天》，自诩“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自嘲“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其实这不过是一时的抒怀之作，他自始至终都没有放弃过对功成名就的向往。可这首词却让继宋真宗之后的宋仁宗耿耿于怀，当柳永第四次应试终于中榜时，宋仁宗却御笔一批：“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

成也词名，败也词名，一首《鹤冲天》让柳永沦落至此，我见犹怜。然柳永作《鹤冲天》时已然三十五岁，年少疏狂或许无可厚非，但同样的性情，年少时可以有，年长后就未必，这并非年龄歧视，而是人合该有与自己年龄相匹配的心智，否则，诚如《射雕英雄传》里黄蓉所言，“年纪都活到狗身上了”。柳永猜不到，想不透，人生是如此微妙，至关重要的转折点就在不经意间，而他身处其中时却不曾为自己留条退路。

柳永若能从此一心一意做个才子词人，或许此后就会少了诸多烦忧。然而《鹤冲天》里的满纸狂语不过是无奈的喟叹。柳永终其一生都希冀功名与词名兼得，“红玫瑰”与“白玫瑰”兼有。可柳永与词名的恋爱颇为璀璨清亮，与功名的恋爱却始终黯然神伤。杀伐决断向来是罕见的能力。柳永无法大大方方地放下求而不得的功名，就那样时而匿于秦楼楚馆，时而醉梦里封侯拜相。他的功名之心从不曾萎谢，可他与功名之间却终究是落花有意流水无情。

宋仁宗的黜落，让汴京的街巷瓦肆里多了个自命不凡的“奉旨填词柳三变”。此前，父亲柳宜已经去世，柳永仕途无获，生活潦倒，从此与乐工、歌女合作，成了一个专业词人，以词博情与博财。当英雄梦成了英雄冢，他也就只能躲进温柔乡里，体味歌妓们给予他的千般暖意、万般温情：“不愿君王召，愿得柳七叫；不愿千黄金，愿得柳七心；不愿神仙见，愿识柳七面。”情路通达，财路平坦，却非他最想要的。不知是否因了人人心中都有对残缺的执念，故而破碎的美才显得尤为动人。后人大可以不痛不痒地说：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柳永的不幸恰是文学的大幸。可柳永当时的痛苦，又有几人能与之分担毫厘？

柳永已不再年轻，他无法对功名心灰意冷，也无法对词名全心全意，他渴盼两全其美。可汴京彻底伤害了他，他决定四处漫游以疗伤。“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离开汴京时，柳永写下了那首所谓“柳郎中词，只合十七八岁女郎，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的著名的《雨霖铃》，感人至深。

离开汴京后，柳永漫游江南，近十年间没有再参加科举。漫游江南期间，远在汴京的“美”而“能染翰”的青楼女子瑶卿曾给他寄来书简，其中附有小诗一首，令他读后久久难忘。漂泊他乡，有红颜知己特意从千里之外遥寄小诗长简，慰藉他孤独的灵魂，这如何能不让多情风流的他欢欣雀跃呢？

柳永在苏杭一带游历了许久才因疲困而辗转回到汴京。重新踏上这阔别已久的土地，柳永在某一瞬间恍然也有归乡的感觉。已然四十六岁的他，在异乡漂泊的时光远远超过了在崇安度过的韶华，其中最重要的岁月多是以汴京为舞台。因之，不知从何时起，他和汴京已然血脉相连。久在他乡，他乡也如故乡。当年离开时，飒飒秋意把偌大汴京晕染出了三分哀凉，一去经年，此刻归来时，汴京则是一派“花发西园，草薰南陌”的明媚景象。

悲凉的是，人是在对比中感受到自己的幸与不幸的，当正值青春年少的人儿从柳永身边走过时，柳永看到了自己的沧桑。他是累了才回来休憩的，美景固然令人心旷神怡，却终究不能将人长久挽留。当他从醉人的美景里走出来时才恍然惊觉，一切已物是人非。“举措皆温润”的虫娘，为他“旋挥翠管红窗畔”的瑶卿，如今已如迎风飘去的花粉，不知散落何方。“前事难重偶”，往昔的欢愉与今日的憾恨交织，构成了生活的本来面目。

柳永在汴京停留数月，就选择离京西游，一路到了关中地区。“长安古道马迟迟，高柳乱蝉嘶……归云一去无踪迹，何处是前期？”柳永写下一首《少年游》，感喟“不似少年时”。当年少已过，老大无成，失路无期，柳永那光鲜而执著的少年心就随风而去。苍老是世间最无可奈何的事，它虽会使人变得沉稳淡然，却也会湮灭了昔年的意气风发。

四十九岁的柳永游至渭南，又写下了著名的羁旅行役词《八声甘州》。中有一句“渐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被后来的一代文豪苏轼盛赞为“不减唐人高处”。而“不忍登高临远，望故乡渺邈，归思难收”，更是渲染了柳永对汴京的眷念。柳永说的“故乡”并非遥远的崇安，而是向东就能到达的汴京。久在他乡为故乡。当柳永漂泊异地时，常常向往回到汴京；可一旦置身于汴京，他又会觉得汴京终究只是他乡。

宋仁宗明道二年三月，听政长达十一年的刘太后病逝，宋仁宗时代真正来临。十年来没有参加科举考试的已经到了知天命年纪的柳永，犹如少年时一样激动不已。功成名就的梦想死灰复燃，枯草重生，他打算策马回程。在重返汴京之前，柳永于成都写下了投献之作《一寸金》，向升迁为成都长官的蒋堂恭贺一番，恭维蒋堂日后必有鹏程万里的大好前途，此词有比较明显的阿谀之态。在仕途上屡受打击的柳永，终于要放弃昔年在《望海潮》中的矜持、克制与高贵了。柳永想把自己的棱角磨平，修来一颗精明世故的七窍玲珑心，期盼能风风光光地走进繁花似锦的仕途里去，可世道是否能如他所愿呢？

宋仁宗亲政后，特设“恩科”。这一年春闱，五十一岁的柳永登进士第。在与功名的这一场恋爱中，柳永握不住丢不掉，反反复复终成折磨。可真正的悲剧不是毁灭，而是把从前一笔勾销，一次为人却活出了截然不同的两种人生，故而柳永始终不愿将多年来对功名的爱一笔勾销。好在这一次，他多年的努力终于换来了命运的垂怜，“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

可晚熟的果子与迟到的祝福，虽也美好却终归美得勉强。年少时以为求得功名就既可以光宗耀祖，又可以宽慰父亲那不得志的郁郁之心，可白驹过隙，父亲已长眠地下多年，他才有了一番实在算不上显赫的作为，欢悦也被打了折扣。

柳永被授予的第一任官职是地位极低的睦州团练使推官。柳永虽忿忿不平却也兢兢业业。一个月后吕蔚向朝廷举荐柳永，却遭到了朝中大臣的反对。昔年的放浪生活已然成了柳永现今的绊脚石，歌妓赞他风流多才，仕途同僚却斥他行为不检。可年少轻狂的时光并非笔墨晕开就能悉数抹去，昨宵甜蜜成了今朝苦果，此番举荐风波使柳永喟叹人生多劫。

景祐四年，已然五十四岁的柳永从睦州团练使推官调任余杭县令。柳永依然勤勉政务，但也仅此而已，他已不敢再奢望命运的青睐，但求安稳。可安稳的归宿固然令人潇逸，却也意味着抱负的搁浅。两年后，柳永被调离余杭，成了浙江定海晓峰盐场的盐监。在此，柳永写下了“洞悉民瘼，实仁人之言”的《煮海歌》。柳永并非一个只会吟风踏雪的风流才子，而是确有能力，也有一颗为国为民效力的赤子之心。可柳永的年代，享有评判权的都在庙堂之上，而他始终处江湖之远。所处太远，纵然他一样忧国忧民又能如何？

不知不觉，柳永六十岁了。按照宋代官制，柳永在睦州、余杭、定海三任上已达九年，且颇有建树，就此升迁为京官亦是理所应当。谁料，庆历三年，柳永被调任为泗州判官，仍是幕职。这年秋天，“久困选调”的词人又得到了一次改官的机会。司天台奏报说老人星垂眷天际，老人星素来被视为长寿的征兆，宋仁宗因此龙颜大悦。适逢教坊进献了新曲《醉蓬莱》，因之一位“爱其（指柳永）才而怜其潦倒”的史姓官员趁机向宋仁宗推荐柳永，让柳永来作应制词，宋仁宗欣然颔首。

彼时柳永“欣然走笔，甚自得意”，可现实往往与他的期待背道而驰。举荐者早已在宋仁宗面前替他夸下海口，而宋仁宗对他此前的放浪行迹亦有所耳闻，必会极为关注他所呈献的词作。而不幸的是，柳永颂词里有“此际宸游，凤辇何处？”一句暗合先皇悼词，使宋仁宗“惨然”，又有“太液波翻”一句让宋仁宗不满：“何不言波澄？”最终宋仁宗将柳永的颂词“乃掷之于地”。

无疑，宋仁宗是开明的爱才的，可一个领导有多开明，就有多介怀细节；有多爱才，就对人才有多苛求。这是一体两面，恰似一棵树，上面有多挺拔，地下就有多深邃，否则立不住。柳永已然到了垂暮岁月，可手中笔、笔尖墨在给他换回词名的同时，也一再令他因词惹祸，前途堪忧。或许自多年前因《鹤冲天》惹出祸事，他就该安安分分地“奉旨填词”，独爱词名这朵“白玫瑰”也就罢了。可那时他还年轻，不甘心就此止步。面对任一抱负，只要不甘心，就不到尽头，就没有结果。

因作《醉蓬莱》触怒了宋仁宗，吏部不放改官，柳永举步维艰，无奈之下只好寄希望于素有词名的宰相晏殊的提携。可晏殊也同样轻忽柳永，他对柳永并未有半分文人之间的惺惺相惜。晏殊问柳永：“贤俊作曲子么？”柳永答：“只如相公，亦作曲子。”晏殊却说：“殊虽作曲子，不曾道‘针线闲拈伴伊坐’。”“针线闲拈伴伊坐”出自柳永年轻时作过的世俗情爱词之一的《定风波》，而晏殊辩解自己填词从不似柳永“针线闲拈伴伊坐”般低俗。

毋庸置疑，晏殊是以诗自鸣的士大夫，词于晏殊而言不过是余事，况晏殊即使作爱情词也是含蓄清雅。“满目山河空念远，落花风雨更伤春，不如怜取眼前人”，晏殊的心境温婉而阔大，他始终懂得：生命自当有认知，更当有节制，方不失人生本色。奈何柳永年轻时或许认知尚可，节制却着实欠缺，“且恁偎红翠，风流事，平生畅”的他又如何入得了把言情词写出了格局的晏殊的法眼？

宋仁宗的放逐和晏殊的拒斥将柳永美好的希冀击得粉碎。他大病了一场，病愈后，改名“三变”为“永”，改字“景庄”为“耆卿”。柳永没有如父亲所期待的那样成为“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的君子，而是一生以“浪子”闻名。此番改名，大抵是为了摆脱“柳三变”这个已然被朝廷划入“黑名单”的名字，亦算作改头换面，重新出发。

不久，范仲淹向宋仁宗提出了庆历新政的改革方案，其中包括对磨勘法的修改，此前受到的待遇不公者，可向朝廷申雪。借着这股东风，柳永也得以申雪投诉，经过吏部磨勘成为京官。晚年官至屯田员外郎，属从六品，是京官之中官阶最低的，这便是他在仕途上奔劳大半生所获得的最高荣誉了。在最后的岁月里，柳永依然沉沦下僚，直至七十而致仕。柳永致仕后，晚景终归还是悲辛无尽，在他所写的惊世长调《戚氏》里，那位衰老词人的孤单背影，让人忍不住“泪落连珠子”。

柳永终其一生期许“红玫瑰”功名与“白玫瑰”词名兼得，他做不到知足常乐，不愿怀揣着“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的词名欢欢喜喜过一生。或许，柳永深悉，功名不过过眼云烟，但他控制不住自己，终究还是在这条路上走到了生命即将终结之时。

无疑，每种人生都有诉求，可诉求不宜太多，当限定了太多条款，生命就注定与幸福无缘。面对功名这朵“红玫瑰”，柳永若能及早抽身，全心珍视词名这朵“白玫瑰”，他的一生或许会幸福很多。可抱负一旦成执念，又如何能轻言放弃？柳永的悲剧，我见犹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