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球一家亲

【著名历史学家、汉学家卫思韩扛鼎之作】

卫思韩是一位颇具影响力的历史学家兼汉学家，曾师从费正清，著作多部关于中国的作品。人在中国文化研究上颇有造诣，同时在现代早期历史研究方面颇有建树。《1688年的全球史》是其集大成之作，不但体现了作者深厚的学养，而且置于广阔的全球视野中，堪称大历史观著作的典范。

【出版后引起强烈反响，出版多年经久不衰】

一经出版即登上《洛杉矶时报》畅销书榜首，被评为年度畅销书，之后一版再版，在学界和流行市场都获得广泛赞誉。

【著名历史学家、汉学家史景迁大力推荐】

同为历史学家、汉学家且为广大中国读者熟知的史景迁对本书评价颇高并亲自撰写推荐语，称“这部作品充满奇思妙想、精深广博，令人惊叹地让各种元素融合无间，而又闪耀着真知灼见”。

【见微知著，从1688年的历史横断面一窥现代早期世界的面貌】

本书书名是“1688”，但叙述内容并不仅限于这短短的一年，而是在带读者飞掠大陆和大洋的同时展开讲述世界为何会形成这一年的图景，以及某个人、某个国家未来会变成什么样子，将如何影响历史的走向，逐渐将1688年前后现代早期的世界的面貌呈现出来。卫思韩对当时在多个国家发生的事件熟稔于心，写作时驾轻就熟，挥洒自如，思绪飞扬；文字如行云流水般，让读者仿佛身临其境。

试读：

一场家族斗争，一场光荣革命

1688年的最后两个月，英格兰上演了一出由两位国王即兴演出的剧情复杂的巴洛克式戏剧，贵族谱写了复调音乐，入侵的士兵和暴乱的伦敦人一齐合唱，新闻出版业担任伴奏。这一年的10月10日，奥伦治亲王威廉三世发布了一份声明，陈述了他计划入侵英格兰的原因。这份声明罗列了詹姆士二世统治时期的“罪行和凌虐”，认为这严重威胁到英格兰的国教——圣公会，始作俑者则是国王“邪恶的顾问团”，因此有必要召集自由议会。这份声明还把尚在襁褓中的威尔士亲王说成受人操纵的冒牌货，同时，威廉极力否认自己有夺取岳父王位的意图。这份声明被印制了6万份，而且很快通过各种渠道在英格兰传播。10月底，奥伦治亲王威廉已准备好发动入侵，他在鹿特丹附近的布瑞尔（Brill）集结了一支强大的舰队和至少2.1万人的军队。这支军队中就有曾经与路易十四常年作战而久经沙场的精英士兵。此外，威廉还有数量众多的大炮、充足的后勤保障和不计其数的马匹。这样的阵势在17世纪的远征军中极其罕见。

10月30日，天气晴好，舰队在远航中状态极佳，但不久就遇到猛烈的风暴。炮管脱落下来在甲板上滚来滚去。4000匹战马中有500~1000匹死去。有的是在板条封闭的船舱窒息而死，有的是由于风暴中船体颠簸，头骨被船身撞击碎裂而死。舰队被迫回到荷兰港口，于11月12日再次出发，修整速度之快十分惊人。至于舰队会航行到哪里，没有人说得清。威廉的一些主要同盟者现在都在英格兰东北部，这里看起来是不错的登陆地点。但在别的地方登陆突袭的效果会更好一些，而且东北地区的人也许自己能够守卫住他们的土地。11月13日，舰队驶过多佛海峡，船上战旗飘扬，人们挤在两侧的悬崖边围观。“新教之风”在加速威廉舰队航行的同时，将英格兰舰队阻滞在港口。即使英格兰一方能出航，也只是出于政治颜面的需要，作势缓慢追逐入侵者而已。

东风风势太好也可能造成舰队无法在德文郡东海岸的良港停靠，而一直被吹到敌方守卫严密的普利茅斯（Plymouth），但风向逆转了，入侵者很快就在托尔湾（Tor Bay）抛锚登陆。当地一个名叫彼得•瓦韦尔（Peter Varwell）的渔民将身材瘦小的威廉背上岸，让他在自己拥挤狭小的屋子里过了一夜。这一天是欧洲大陆历的1688年11月15日，而按照英格兰仍在使用的旧历则是11月5日，即盖伊•福克斯日（GuyFawkes Day）。

上岸后的第一天愉快地过去了，战鼓雷动，旌旗飞扬，一位当地酒馆老板见到这些来访者眉开眼笑。几天后部队到达第一个城镇牛顿阿伯特（Newton Abbot）。在这里，入侵部队敲钟集合当地居民，当众宣读了威廉亲王的声明。时值晚秋，天气寒冷，又下起了雨，威廉的军队每天都在德文郡泥泞的小巷里艰难跋涉。11月9日，他们才擂响战鼓，挥舞战旗，排出正常的队形，进入德文郡郡治埃克塞特（Exeter）。埃克塞特大教堂坐落于此。威廉下令在大教堂做礼拜时，任何人不得再为威尔士亲王祈祷。军队在城里大量购置衣物和食品，这使他深得民心，而他似乎也决心严格管理官兵。有资料记载，有几起士兵偷鸡事件，犯事者都被判绞刑。在11月15日的埃克塞特演讲中，威廉第一次使用王室用语“朕”这个词。20日，他继续率兵向前推进，但天气恶劣，队伍中有很多人病倒。但也有好消息传来：西部乡村的主要贵族已经站到他这边；东北方的盟友接连占领了约克、诺丁汉（Nottingham）和纽卡斯尔（Newcastle）。11月24日，深得詹姆士二世信任的指挥官约翰•丘吉尔（John Churchill）和格拉夫顿（Grafton）公爵在阿克明斯特（Axminster）出现在威廉面前。当时，威廉引用了《旧约》里大卫王的一段话：“你们若是和和平平地来帮助我，我的心就与你们相契。”而丘吉尔也用《旧约》中的话做了回答：“大卫啊，我们是归于你的！耶西的儿子啊，我们是帮助你的！愿你平平安安，愿帮助你的也都平安！因为你的神帮助你。”

11月26日，威廉从部队离开一天去猎鹿。之前，他又印制了多份声明和他在埃克塞特的演讲稿。威廉在打猎的路上经过一座村庄，在这里他的先头部队曾遭遇一次战斗。而全部入侵军事行动中只发生了两次战斗，双方的总死亡人数可能是15人。12月4日上午，他在索尔兹伯里（Salisbury）城外的威尔顿别墅（Wilton House）停了下来，这里是历代彭布罗克伯爵的庄园。威廉到此是为了观赏安东尼•凡•戴克（Anthony van Dyck）的著名画作。威尔顿别墅雄伟壮观，是由建筑师伊尼戈•琼斯（Inigo Jones）的一个侄子设计建造的。对于一个在近200年里精明地利用靠近王宫的地利之便的家族来说，居住在这里再合适不过。他们追求高格调的艺术风尚，收藏了大量艺术品。当地传言莎士比亚的剧作《第十二夜》和《皆大欢喜》的首场演出就是在这里举行的。凡•戴克作品中最著名的是为第四代彭布罗克伯爵及其家人绘制的画像，这位伯爵是詹姆士一世的王室内务总管。之后的几代彭布罗克伯爵就颇有些王政复辟时期（1660年英王查理二世复位）土地贵族的放浪形骸了。第七代伯爵曾被判过失杀人并监禁在伦敦塔中。由于他欠下的债务太多无力偿还，1683年，在他去世后，威尔顿别墅的很多藏品不得不出售。他的弟弟第八代彭布罗克伯爵学识渊博，资助过约翰•洛克，参与了1688—1689年的大辩论，并且在威廉和玛丽的宫廷中身居高位，复兴了家运。他还创办了著名的威尔顿皇家地毯厂，购买了很多精美书籍和艺术品。

威尔顿别墅的房间布置呈舞台布景般的对称结构，威廉身处其中，观赏两边的名画。其中一幅画（如果这幅画在这里而不是在伯爵位于伦敦的府邸，而且也被挂出来供人观赏的话）应该特别能激起他的兴趣。这是一幅尺寸较小的、方形的凡•戴克画作，画的是查理一世的3个年幼的孩子。左侧是未来的查理二世，画中的查理二世身形已经足够大了，可以穿尺寸略小一些的成人衣服。右侧是玛丽公主，后来她成了奥伦治亲王威廉二世的妻子，也就是威廉三世本人的母亲。画面上的玛丽公主身穿小号的淑女裙装。中间那位还穿着婴儿服，是未来的詹姆士二世，正是威廉未来的岳父，也是他此次煞费苦心挺进英格兰想要推翻的对象。

这天晚些时候，威廉正式以胜利者的身份全面进驻索尔兹伯里，而詹姆士二世10天前还在这里，刚刚离开。威廉的部队没有遇到丝毫抵抗，只在中途稍做停留观看了巨石阵，发出几声赞叹，讨论了可能导致这些石块形成的奇怪原因。12月6日，威廉抵达亨格福德（Hungerford）。8日，在这里他接见了国王詹姆士二世派来议和的使者。威廉在时间上占有优势，詹姆士二世绝望了。举国上下的达官显贵和乡绅都站到威廉这边。如果双方真能达成协议，詹姆士二世或许可以利用民众对王权的尊重稍稍挽回局面，然而威廉的策略却是不惜一切代价避免与岳父碰面，避免同岳父达成协议。

* * *

关于1688年英格兰的这场“光荣革命”（Glorious Revolution），后世听到的解读方式多种多样。说它“光荣”是因为在这场革命中几乎没流血，而且它为我们今天所珍视的各种形式的宪政开辟了道路。1689年，《权利宣言》（Declaration of Rights）正式颁布，确定经选举产生的议会为最高税收和立法机构，并对王权做出了明确限制。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中，英国的议会制政府不但在伦敦、渥太华和新德里等地得到完善，而且在文化各异、语言不同的国家如法国、捷克和日本也绽放着光彩。甚至美国的非议会制政府，追根溯源，也深受其影响。

奥伦治亲王把自己的岳父赶下王位，因此光荣革命也恰如其分地被看作家庭争端的高潮。可以看出它成为欧洲各国外交关系的重大转折点，同时使英法之间长达一个世纪的冲突变得更加透明。它还是一个世纪以来英格兰剧烈政治变革的高潮。1688年的英格兰人经常通过纪念17世纪的重大事件或重要人物来表达自己的政治忠诚和宗教虔诚。举例来说，前文提到的盖伊•福克斯日是为了纪念天主教徒盖伊•福克斯1605年打算炸毁议会的离奇阴谋被发现。1649年，国王查理一世被处决，此后保王党人、天主教徒和新教徒每年都会在纪念日庄重地缅怀他。还有很多情绪沮丧、思想激进的人极其热切地追忆17世纪40年代追求自由梦想的时光，甚至怀念奥利弗•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时代。

虽然17世纪英格兰的政治受到社会和文化剧变的巨大影响，起伏动荡，但归根结底最重要的因素是宗教和政治上的变革，由此英格兰人自己决定应对国王和教会尽何种义务。新教徒不再听命于罗马教廷。英国国教虽然属于新教，但等级森严而且处于国家的掌控之中。那些发现国教被天主教传统玷污太严重的人可能像清教徒一样试图从内部净化国教，或者彻底拒绝由国家决定个人该选择何种教派的做法，这些人就是分离派。无论是哪种情况，原则上所有新教徒都要自行对这类问题做出决断，因为这关系到他们将如何得到救赎。宗教纷争不可避免地波及政治领域：国王和议会有什么权利为英国国教制定政策？除此之外，虽说几乎所有人都接受国家需要一个有实权的君主，但议会的权利由来已久，特别是投票决定税收的权利，而且议会有维护并扩大这些权利的倾向。英国人“生而自由”的权利意识似乎使这些问题成为任何能阅读，或拥有一点儿政治意识的人共同关心的话题。君主主义者则进一步坚持君权神授，特别是受到法国君主政体鼓舞之后。争论愈演愈烈，一时间议会、名流的乡村住宅、伦敦街头的咖啡馆及报社印厂，辩论和驳斥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在这场举国参与的激辩中，受过教育的英格兰人面临艰难的政治和宗教选择：加入哪个会众、社团，或是暴民；独处时阅读哪种小册子、报纸或布道文。

1629年是这出大戏的第一个重要转折点。当时斯图亚特王朝国王查理一世在英格兰国教中推行反清教统一运动。但议会掌握在清教徒手中，对此进行干涉。查理一世因此解散了议会，开始实行独裁统治，直至1640年。当国王和议会都极力宣称自己应以更绝对的方式掌握最高权力时，内战不可避免地爆发了。1646年年末，查理一世成为议会军的阶下囚，但为反对国王的专制统治而结成的广泛联盟也在此时四分五裂。强大的宗教推动，再加上有关千禧年的预言，致使一部分人要在全社会推行清教徒的行为准则，另一部分人则梦想实现绝对平等，拒绝接受任何权威。很多人一度反对王权，现在因为清教徒对传统习俗和社会关系的压迫和攻击而与其疏远。这是欧洲进入现代后的第一个重要事件，原本拥有广泛群众基础的革命被专制精英夺取果实，当然，同以往一样，其中的核心要素是一支强大的军队。1649年，国王查理一世被议会军处决。他的头颅在鸦雀无声、惊恐万状的人群前被高举展示。军队反复给议会施压并安排任命奥利弗•克伦威尔为新的“共和国”的护国公。克伦威尔是一个兼具智慧和才干的政治家，他希望在政治基础薄弱、合法权利有限的军事独裁统治下推行广泛的宽容政策。1658年，克伦威尔死后，军队和议会经过博弈重新形成合适的组合只是时间问题。查理二世最终在一片欢迎声中回到英国，戴上了父亲的王冠。查理二世复辟时期清教徒在道德上的压抑被彻底颠覆,国王带头四处招揽情妇，过着奢侈荒淫的生活。很明显，他的宫廷越来越像法王路易十四的宫廷，而且变得亲罗马天主教。而英国国教正统派中的持异见者则在法律上受到诸多限制。

17世纪40年代内战期间大大小小的战役，对城镇和城堡的围攻使无数家庭流离失所或失去了父亲。人们默默忍受着充满压抑与悲哀的时世：先是克伦威尔发动政变，之后是王朝复辟的逆转，财产被充公还是归还没有定论，政治报复和清算也可能接踵而至。但矛盾的是，英国到1688年时经济上空前繁荣，政治上在欧洲的国际政治事务中起到的作用远大于17世纪初，社会精英范围扩大并且习惯于参与制定各项国家政策，这一切恰恰得益于共和国和王政复辟时期打下的坚实基础。宗教信仰的差异以及对国王和议会权利的质疑仍然是人们热衷谈论的政治话题。地主们努力提高农田的产量。从克伦威尔执政时期一直到查理二世时期，英国一直奉行以损害竞争对手（尤其是荷兰）为代价促进对外贸易的重商主义。即使在王政复辟时期，声名狼藉的颓废社会生活也对经济起了某种促进作用。王公贵族及其子孙不仅将收入挥霍殆尽，还大肆举债来购买乡间别墅和豪宅，并在伦敦寻欢作乐。伦敦成了早期现代欧洲的熔炉：这里有咖啡屋可供人们发表政治观点、进行商业交易；这里有戏剧和文学，虽然未必高雅但也充满活力，能够丰富人们的生活；还有报纸、小册子和传单记录着接连不断的政治谣言和社会百态。

查理二世是新旧秩序转换时期的重要人物，在当时的统治者中，他是能够对腐朽堕落加以粉饰的一个。他奢侈无度，有很多情妇，是许多贵族及其子弟热切效仿的对象。查理的弟弟约克公爵詹姆士是一个公开的罗马天主教徒。查理虽然个人倾向于罗马天主教，受到法国国王资助，并且在政策制定上多少也是亲天主教的，但他很清楚他的民众是激烈反对天主教的，所以直到临终前才正式皈依天主教。他父亲当年为了保住王位而做出的让步到他统治时期仍然有效；君主制在受宪法和议会限制的道路上已走了很远。不过查理精明狡诈的手段并不能完全掩盖英格兰根深蒂固的矛盾。

1678年，随着“天主教阴谋”（Popish Plot）被诡异地揭露，矛盾激化到不可调和的地步。揭露者称天主教徒准备暗杀查理二世，屠杀新教徒，并安排詹姆士在耶稣会士组成的顾问团的辅助下继位。1679年早些时候，反王权势力赢得议会选举，但随后当将约克公爵詹姆士排除在王位继承序列之外的法案被提出时，查理二世不再向议会中的极端派妥协，并解散了议会。事实上，《排斥法案》确有进步意义，这毕竟是议会尝试干预世袭君主制的一次行动。排斥派在下议院高效地组织起来，并在选举中赢得了多数席位。但因为人们对暴徒采取疯狂的行动心存抗拒，天主教神父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处死，再加上民众对王权根深蒂固的敬畏，反排斥派的力量也在增长。反王权势力主要由控制下议院的排斥派组成，这部分人此后被称为辉格党，那些支持王权者则被称为托利党。至此，导致后来1688年光荣革命的两个阵营已经明确形成。查理二世解散了议会，直到1685年2月他去世时，都没有再召集议会，而是实施独裁统治。查理二世统治时期，英国经济普遍繁荣，因此，可供其支配的税收足以用来支撑他的政权。相比之下，他的军事力量规模倒不大。此外，法国的路易十四还付给他大笔款项。1682年，查理开始利用手中广泛的权力重塑主要地方的权力机构，清除政治对手，确保在将来的议会选举中保王派能够当选议员。在这种形势下，辉格党陷入极度的混乱中。辉格党面临的最基本问题是他们内部只有少数激进分子反对王权，如果整个党派拒绝让约克公爵詹姆士继承王位，那他们该支持谁当国王呢？国王的私生子蒙默思公爵（Monmouth）詹姆斯虽然很受欢迎，但经验不足，不够老道，无法承担领袖重任。1683年，一些思想极端的辉格党人涉嫌在黑麦仓密谋暗杀国王和约克公爵，阴谋败露后，一些人被处死。王权变得空前强大。

1685年2月，詹姆士接替哥哥成为国王时，他的地位看起来非常稳固：新一届议会给予他的终生年金同给他哥哥的一样多；苏格兰的起义和蒙默思公爵领导的叛乱都很快被镇压下去。但詹姆士二世并没有他哥哥的老谋深算和迂回手段。他丝毫不掩饰自己信仰天主教，甚至公开表示他希望有一天所有的臣民都能与“唯一的真正教会”达成和解。他朝这个目标努力的第一步就是想方设法废除《宣誓法》（Test Act）中禁止天主教徒在政府或军队担任职务的规定。当他提出在军队中任命一些天主教徒做军官的想法时，议会委婉地提出反对意见，这依旧让詹姆士愤懑不乐。他很感激托利党人对王室表现出的忠贞，但在他看来，大多数托利党人虔诚信奉的英国国教是一种与罗马教会没有多大区别的礼节性的专制结构。他无法理解他们的国教信仰和强烈的反天主教情绪是如何扯到一起的。在他为罗马天主教徒争取宗教宽容和任职机会的努力遭到议会和国教主教们的挫败后，他尝试在英国国教之外同其他新教徒建立良好的关系，并取得了初步的成功。这些新教徒同天主教徒一样在法律上被剥夺了权利。当得知法国反新教运动中的过激行为时，詹姆士二世极为震惊。

而议会中的托利党人对詹姆士二世在宗教信仰上普遍宽容的做法感到恐慌。尤其这些宗教中包括一些非常极端的教派，如贵格会（Quakers）。另外，虽然人人都承认在特定情况下，国王有权让某项法律规定“免于”执行，但对于一项还没有由议会正式废止的法律，国王是否有权终止其效力，很多人对此心存疑虑。尽管他谴责法国迫害新教徒的运动，但在他的很多臣民看来，他正像路易十四那样追求绝对权力，而且他信仰的是一种专制的、绝对的宗教，这样一位国王，你能够对他有何期待呢？不仅如此，詹姆士二世还利用议会给他的稳定年金逐步建立起一支常备军，大部分军力就驻扎在伦敦附近的豪恩斯洛希思（Hounslow Heath）。詹姆士二世，这个头脑简单、反应迟钝的军人，自然认为建立一支常备军比地方民兵更加可靠。后者甚至连蒙默思公爵纠集起来的一帮乌合之众都对付不了。驻扎在豪恩斯洛希思的军队中有很多军人是爱尔兰天主教徒，这让很多国民无法不联想到镇压法国新教徒的龙骑兵，二者太像，简直如出一辙。事实上，当时没有多少人能够意识到，想要靠武力扶植一个信奉者只占总人口1%的宗教是不可能的。

如果詹姆士二世能够选出对其言听计从的议会，废止《宣誓法》，那么他就可以为所欲为，呼风唤雨了。17世纪70年代末，反对詹姆士二世的辉格党先发制人地操控了地方政治，利用地方政府和郡县散漫的选举体系，选出一届与自身政治信仰相同者占多数的议会。查理二世和詹姆士二世先后利用手中的王权改组地方权力机构，使支持自己的人在议会中数量占据上风。到了1687年年底，詹姆士二世要求有可能通过郡一级进入全国议会的托利党候选人明确承诺支持废除《宣誓法》。很多托利党人原本是国王的天然盟友，现在却憎恨这种压力，转而反对他了。而詹姆士没有因此而放弃，在1688年春夏继续为废除《宣誓法》努力。

17世纪时，死亡从未远离人们的生活。如果詹姆士二世去世时没有儿子作为储君，那么他的女儿，即奥伦治亲王威廉的妻子玛丽，将会继承王位。威廉抵制法国在欧洲权力扩张的策略得到反天主教的新教人士的大力支持。荷兰在当时也成为激进的辉格党人和胡格诺派教徒的避难所。詹姆士二世之前曾怀疑他这个女婿暗地里支持蒙默思公爵的叛乱，直到威廉亲王把常驻荷兰的3个英格兰籍兵团和3个苏格兰籍兵团派往英格兰援助岳父，詹姆士的猜疑才稍稍减少。但是1687年，当詹姆士二世为了罗马天主教徒在英格兰和苏格兰获得宗教宽容而四处奔波时，威廉断然拒绝给予支持。詹姆士再婚，娶了摩德纳（Modena）的玛丽，虽然二人也曾生育，但至今还没有儿子。于是在1687年年底，王后可能又怀孕的消息便成了最重要的政治情报。如果玛丽生了一个男孩，那么这位王子一出生就是天主教徒，并由天主教会的神父抚养教育，这样就会确保天主教徒在数十年内掌握王权，维持王权的神秘性。詹姆士二世、玛丽和他们的天主教廷臣屏息以待，暗自祈祷能有男孩降生。而新教徒在等待中忧虑与日俱增，开始寻求极端的解决办法。

1688年4月27日，詹姆士二世重申了1687年颁布的旨在废止《宣誓法》的《信教自由宣言》（Declaration of Indulgence），并且命令王国内的所有教堂在布道时宣读。5月18日，主教们组成一个代表团觐见国王，并告诉国王他们不会听从国王的命令，在布道时宣读这份文件，国王也没有权力以此种方式废止国家法令。国王大发雷霆，但还是克制了3个星期。最后在6月7日，把7名主教押送到伦敦塔囚禁起来。

虽然在1688年，世界上并非只有欧洲有大都市，但却只有基督教欧洲和奥斯曼帝国的伟大首都伊斯坦布尔能被视为上演具有重大政治或宗教意义事件的关键舞台，这个舞台上的一举一动都牵动着世界历史的进程。希腊人在集市上的辩论、古罗马勇士的凯旋，以及中世纪风格的通往大教堂的游行，所有这些构成了城市生活的焦点。统治者害怕暴民，但出于自身的需要有时也会煽动、支持暴乱。17世纪80年代，时有情绪高涨的新教徒在伦敦聚会，他们也有能力暴力攻击“教皇党人”（一些新教徒对天主教徒的蔑称）及其教堂。但奇怪的是，1688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几乎没有发生过这样的暴力事件。在7名主教被捕的危机中，民众只是以一种不同以往的、非常感人的方式表达自己的心声。6月8日，伟大的日记作者约翰•伊夫林记录如下：“在明确表示拒绝诵读《信教自由宣言》并拒绝保释后，主教们从枢密院被押送到伦敦塔。之所以拒绝保释是因为要求保释有损他们的贵族声誉。民众对主教们的关心令人赞叹。当他们踏出驳船，沿伦敦塔的码头走过时，数不清的人跪下来祈求他们的祝福，为他们祈祷。”6月10日，伊夫林听到伦敦塔礼炮声响，教堂的钟声也响了起来，庆祝威尔士亲王的诞生。6月15日，主教们被带至威斯敏斯特，在这里他们将面临第一阶段的法律诉讼。“从王座法庭到泰晤士河两岸，无数人在这里等候。主教们经过时，民众纷纷匍匐在地，祈求主教的祝福。这天夜里，很多地方篝火四起，钟声齐鸣。想来王室的人会对这一切感到不舒服吧。”

正当群众以游行示威的方式表达对王室政策的不满之时，王后生下一个健康的男婴。几乎就在威尔士亲王出生的同时，谣言四起，民间纷纷传说，王后生下王子这件事是假的，是别人家的男婴被掳走藏在暖床炉里，送进分娩室掉了包。对多数人来说，保持对世袭君主制的忠诚很重要，但消除天主教长期统治国家的隐患同样重要。因此，在这样的情势下出现这样的谣言倒正是时候。而另一方面，军人出身的国王反应迟钝，对臣民强烈的反天主教情绪视而不见、充耳不闻，并且期望民众相信国王在生孩子这种私事上的诚信。当谣传飘进国王的耳朵时，他感到既困惑又愤怒。另外，国王最大的错误是他让那些最重要的新教徒见证人，包括他的小女儿安妮公主离开伦敦，如此一来就无法召集这些人见证王子的降生。

早就心存不满的王公贵族仍然能够与奥伦治亲王威廉保持顺畅的联络。4月，威廉告知来访的3位重要客人，如果接到关键人物的正式请求，他会出兵英格兰。7月末，他接到了这样的邀请，上面有7位显赫人物的签名，其中包括1位主教和2位伯爵。威廉还被告知，还有很多人支持他征讨英格兰，只是出于各种原因无法在这份文件上签名，即便使用代号也不行。现在威廉只需等待荷兰方面的官方许可，并准备好一支军队了。

* * *

从9月初起，英格兰国王詹姆士二世已经十分清楚他的女婿奥伦治亲王威廉准备入侵英国了。震惊、沮丧、感觉受到了背叛，各种情绪一齐涌来，詹姆士二世不能自持。在同主教们讲话时他虽然态度有所缓和，但并没表示会在原则问题上有所改变。8月他确信对郡县及地方权力机构施加的压力足以使他颁布诏令召集新一届议会。新议会会议计划安排在11月27日召开。但是现在他先是宣称天主教徒没有资格当选，而后又撤回诏令。他四处寻求军事支持，分别从苏格兰、爱尔兰调集了4000人和5000人的部队。而从爱尔兰调集的军队中绝大多数人是天主教徒，这无异于给伦敦几近爆发的反天主教情绪又添了一把火。他一得到威廉在11月5日登陆的准确消息，就立即命令几个精锐团向西挺进，占领索尔兹伯里平原的有利阵地。11月11日，一座位于克拉肯韦尔（Clerkenwell）的圣约翰天主教堂受到袭击。12日，伦敦的暴民用石头砸向国王印刷厂的办公室。此种行为表明公众对媒体在政治中扮演的角色有了进一步的理解。詹姆士二世采取措施恢复秩序，直到他确信这座城市不会再支持自己，便于11月17—19日前往索尔兹伯里。威廉的军队仍在行进。如果詹姆士的部队能迎头抵抗的话，获胜的概率很高。但国王的指挥官却下令撤退。国王没有得到任何来自西方战场的消息，无论贵族还是平民，都没有告知国王威廉军队的动向。因为压力巨大，国王接连几日流鼻血，而且情况严重。他不得不下令撤兵。雪上加霜的是，他最信任的大臣和指挥官之一约翰•丘吉尔勋爵也向西而去，投奔了威廉。丹麦王子乔治，即安妮公主的丈夫，也站到威廉一边。对国王而言最残酷的打击是，安妮和她的好朋友莎拉，也就是约翰•丘吉尔的妻子，也悄悄逃出伦敦找她们的丈夫和威廉去了。

11月27日，詹姆士召开贵族会议，宣布他打算召集议会的决定，并将解除天主教徒在政府和军队中的职务，任命特使同威廉谈判。威廉提出的谈判的先决条件非常苛刻。但假如詹姆士不是在反天主教运动的高潮时得知这些条件，他未必不会接受。局势发展至此，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有人假借威廉的名义发表了反天主教的《第三宣言》，虽然它是伪造的，但确实起到了煽动暴民的作用。此时的詹姆士身边只剩少数几个天主教侍臣了。他把玛丽王后和刚出生不久的王子送到法国。12月11日，他烧掉了召集新一届议会的令状，然后溜出王宫，准备逃出英格兰。在出逃的路上，詹姆士把王国的印玺扔进泰晤士河。

国王出逃的消息把反天主教情绪推到新的高度。林肯律师学院广场（Lincoln’s Inn Fields）上新建不久的天主教堂被洗劫一空，所有的陈设都被烧毁。国王印刷厂书店里的书被洗劫并焚烧。西班牙大使的宅邸也遭到抢劫。佛罗伦萨大使馆、罗马教廷大使的宅邸都遭到严重破坏。一伙暴徒还闯进王宫的王室礼拜堂，砸毁了管风琴和室内的装饰品，直到卫兵赶到把他们赶了出去。冬天的夜里火光染红的天空不免让人想起1666年的伦敦大火。第二天，整个伦敦城被谣言笼罩，而且谣言很快就传遍了英格兰大部分地区。人们争相传说每一个被爱尔兰士兵抓住的新教徒都被切开了喉咙。没有天主教徒能够躲开暴民，然而“对爱尔兰人的恐惧”似乎是这场暴力走向尾声的开始。

与此同时，英格兰的贵族和大臣以及伦敦市议会开始组织起来，在没有国王的情势下维持国家的管理。他们最重要的任务是重建伦敦的法律和秩序：“既然暴民肆无忌惮、任性妄为至无法管束之地步，我们，由枢密院召集的王国的贵族，特此领导并要求你们竭尽全力平息和驱散暴民。如有必要，可以诉诸武力，可朝暴民开枪。”贵族们还决定向威廉派遣一个代表团，目的并非邀请威廉进驻伦敦，而是希望找到国王詹姆士二世并把他接回伦敦。贵族们此举是希望詹姆士二世能同威廉达成协议，同意通过自由选举召集议会。但伦敦市议会行动更为迅速，他们派遣了一个单独的代表团，邀请威廉进驻伦敦。另一方面，国王詹姆士二世还没等越过国界逃到法国，就被人认了出来。12月16日,他被带回伦敦时受到很多人的热烈欢迎，很快重新建立起政权。民众对国家无序的恐惧和根深蒂固的忠君观念都对詹姆士二世有利。但威廉占据了其他的所有优势，而且他自己也深知这一点。

12月17日，威廉令手下的荷兰蓝色卫队向伦敦进发，占领通向圣詹姆斯宫（St. James’s Palace）的各条要道。那天夜里，伦敦城大雨倾盆。蓝色卫队士兵手里拿着燃烧的火柴静候在王宫外，准备随时点燃火炮。这时他们的指挥官同詹姆士二世的卫兵达成协议，后者和平撤离王宫。威廉派来的3个特使在午夜之后抵达圣詹姆斯宫，他们叫醒詹姆士二世并转告威廉建议他立即离开伦敦的想法。詹姆士二世照办了，在荷兰卫兵的“护送”下离开。18日，威廉抵达王宫，有不少人表示出喜悦之情。詹姆士二世被囚禁在面向梅德韦河（Medway）河口的一座房子里。守卫故意放松警惕，12月23日清晨，詹姆士二世溜了出来，逃往法国。

威廉获胜，詹姆士二世出逃，再也没什么能妨碍威廉和妻子登上王位。但有些问题还需理清：詹姆士二世是暂时离开王位还是自动退位？议会须由国王召集，怎样在没有国王诏令或者没有盖着国王印玺的诏书的情况下召集议会？12月26日，威廉召集贵族和支持他的议员组成了一个非正式的委员会。他为特别会议定下了明确的日程，但还是征求了委员会的意见。1660年的王政复辟为他提供了可参照的先例。威廉发出诏令，按照选举议会的方式选举出一些成员，依照议会模式召集协商议会。

协商议会于1689年1月22日召开会议。激进的辉格党成员，那些10年前反詹姆士派的继承者们早已迫不及待地要宣布威廉是新任国王了。但是还有很多人不能认同君主完全由选举产生，因此希望拥有继承权的玛丽担任女王。最终结果是由二人共享王位。一位贵族对另一位说道：“我把今天看作英格兰君主制崩塌的一天，因为国王是我们选出来的。但眼下最要紧的是要有一个政府，我看不出有什么比这更迫切的了。我们决不能让自己落入暴民手中。”

协商议会还通过了《权利宣言》，并且在威廉和玛丽加冕时呈给他们。《权利宣言》全面重申了“古老的权利和自由”，其中包括应自由选举议会议员和定期召开议会会议，并对王室特权做出了限制。1689年年底，《权利法案》正式生效。虽然威廉自称他在当国王这件事上不会接受先决条件，但是2月13日，在威廉和玛丽的加冕典礼上，仪式刚开始就宣读了《权利法案》。威廉和玛丽是在征得臣民选举出来的代表的同意，并接受了代表的条件后才坐上王位的，这是再清楚不过的事。

威廉并不太受民众欢迎。也许正是对他严苛统治的不满才导致英格兰采取限制君主权力的做法，并坚决维护“古老的权利”。在威廉的统治之下，英格兰成为欧洲赋税仅低于荷兰的国家，而且仿效荷兰征收沉重的货物税和关税。1689—1690年间，荷兰的军队继续留在英格兰，几次招致民众的不满。陆军和海军同法国展开的大规模战争也没有得到民众的广泛支持。但后来成为马尔博罗公爵的约翰•丘吉尔指挥英军在欧洲大陆上打了几场漂亮仗，取得了辉煌胜利。战争的花费部分来自政府发行的新型公共债券，以及类似政府的机构如英格兰银行和东印度公司发行的债券。此后，利益和权力的关系越来越紧密。

詹姆士二世在逃出英格兰时除了考虑自身的安危之外，还在指望局势动乱。他烧毁了召集议会的令状，把印玺扔进河里，目的似乎是阻碍后继的正常法律程序。他所期待的混乱局面没有出现，但他确实试图回到英格兰。1689年3月，他在法国人的帮助下坐船到了爱尔兰。法国人之所以对此感兴趣，主要是想开辟第二条战线，以阻止威廉的军队进军欧洲大陆。詹姆士二世此举的目的是把爱尔兰当成通往苏格兰和英格兰的垫脚石。伦敦德里的新教徒却拒绝承认詹姆士二世的国王身份，于是围城战正式开始了。威廉在7月派出部队解除围困。直到今天，阿尔斯特（Ulster）的新教徒每年都会庆祝伦敦德里解围这场战役。1690年7月1日，威廉和詹姆士二世终于还是在博因河（Boyne River）两岸的战场上正面交锋。威廉的最终胜利使詹姆士二世重返英格兰的希望化为泡影，并对爱尔兰的未来产生了决定性影响。它如同《权利宣言》的宝贵遗产一样，时至今日依然影响着我们。

内容简介：

卫思韩以精彩的历史叙述将我们带入了1688年的世界：从胡安娜修女巴洛克风格的诗歌到诗人松尾芭蕉动人的俳句，再到中国画家石涛的《山居图》，文学和艺术既有悠远的意境，又时而流露出热情；“千古一帝”康熙运筹于紫禁城，俄国彼得大帝在寒冷的岁末翦除内乱，“太阳王”路易十四则在新落成的宫殿以豪华的表演庆祝胜利；英国发生了光荣革命，君主立宪制自此建立；美洲殖民地种植园里的奴隶拼死劳作，同时想着如何逃离苦难；走在阿姆斯特丹气味刺鼻的街道上，游客会看到流浪汉、乞丐和盗窃犯正为染坊生产苏木粉；不同宗教的虔诚信徒，依然不顾山长水远，去往各自的圣地朝圣……

通过这些故事和其他许多故事，卫思韩细致地描绘了全球范围内权力、金钱和信仰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如何悄然发挥作用，开始塑造现代世界的形态。从这幅栩栩如生的画卷中可以看到，当时人们的生活仍然充斥着骇人的暴力和可怕的疾病，但令人欣慰的是，也洋溢着令人备感亲切的安稳和仁慈善良的人性，而莱布尼茨、洛克和牛顿的智力成就更是有力地将人类理性推到了全新的高度。

这就是1688年的世界，这是平凡的一年，也是非凡的一年。

作者简介：

卫思韩（John E. Wills Jr.）南加利福尼亚大学荣休教授，著名历史学家和汉学家；曾师从费正清先生，以研究中国明清史和荷兰、葡萄牙殖民史见长，并始终致力于跨文化交流研究。代表作有《名人录：中国历史中的人物描写》（Mountain of Fame: Portraits in Chinese History）、《胡椒、枪炮、战地谈判：1662—1681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和中国》（Pepper, Guns and Parleys：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and China 1622 – 1681）、“新牛津世界史系列”之一《1450—1700年的世界》（The World from 1450 to 1700）等。费正清所编《中国的世界秩序：传统中国的对外关系》一书中专门收录了卫思韩的文章《清朝与荷兰的关系，1662—1690》。

这是一本令人沉醉其中的书。卫思韩的这部作品充满奇思妙想、精深广博，令人惊叹地让各种元素融合无间，而又闪耀着真知灼见。

——史景迁

卫思韩在风平浪静的历史表面之下，看到了各国之间人口广泛而深入地交融、交流的真相。这让我们知道，在三百年前，全球化的进程就已经开始启动。

——《华盛顿邮报》

卫思韩在这本书中对世界的描述采取了一种很有启发性的写作视角。他熟悉从亚洲到欧洲，再到美洲的许多国家的情况，故而能够放眼全球，用生动亲切的文字去描述熙熙攘攘的城镇、豪华气派的庭院、各不相同的政体、商业的繁盛和艺术的辉煌。

——《泰晤士报》

目录：

第一篇 木船时代 / 1

第一章 白银帝国 / 6

第二章 四分五裂的非洲 / 32

第三章 奴隶，大船，拓荒 / 48

第四章 丹皮尔与澳大利亚原住民 / 67

第二篇 大公司的世界 / 77

第五章 好望角 / 80

第六章 岛屿世界 / 87

第七章 华尔康 / 104

第三篇 三个独立世界：俄罗斯、中国和日本 / 113

第八章 彼得大帝治下的俄罗斯 / 115

第九章 遗民大师 / 129

第十章 康熙王朝 / 138

第十一章 传教士在中国 / 156

第十二章 金泽、江户和长崎 / 180

第十三章 井原西鹤和松尾芭蕉 / 196

第四篇 凡尔赛、伦敦和阿姆斯特丹 / 205

第十四章 太阳王和他的女人 / 208

第十五章 一场家族斗争，一场光荣革命 / 223

第十六章 跨越海洋的回声 / 242

第十七章 百年自由 / 259

第五篇 文明世界：欧洲的文风和思想 / 275

第十八章 文人共和国 / 279

第十九章 阿芙拉· 贝恩 / 298

第二十章 牛顿、洛克和莱布尼茨 / 306

第六篇 伊斯兰世界 / 323

第二十一章 苏丹治下的国家 / 326

第二十二章 印度教徒和穆斯林 / 345

第二十三章 英国人、印度人和其他世界的人 / 358

第七篇 放逐、希望和家庭 / 367

第二十四章 明年，我们在耶路撒冷 / 369

第二十五章 赐福予你 / 377

参考文献 / 381

致 谢 / 3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