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年的鸦片战争是怎么熬过来的

1839年开始的鸦片战争，是一场值得后人仔细思索的战争。即使抛去民族主义叙事和开启中国近代化的意义不谈，这也是东方的集权帝国和西方世界最具活力国家间的第一次碰撞。

有趣的是，双方的在战前的有限接触过程中，相互间都存在一定的情报和认识偏差。这些偏差不仅反映了双方当时对世界的理解，也最终引发了战争本身。

英国人的认识偏差

英国在鸦片战争前，主要通过本国商人在广东和浙江沿海的贸易经过，获得对于大清帝国的理解。1792年的马格尔尼使团，则为后来的军事行动，提供了不少地理方面的情报。

但到鸦片战争爆发前夕，包括英国人在内的整个西欧世界，都对远东世界缺乏必要概念。传统上，西方将德意志与意大利半岛以东地区都称为东方。希腊、奥斯曼土耳其、阿拉伯人、埃及、波斯和印度，都是东方问题的一部分。这个东方理念，随着大航海时代成果的延伸，又推进到了东南亚与远东。

欧洲人曾经将大清皇帝视为奥斯曼苏丹与莫卧儿皇帝一个的君主

根据过往经验，西方人认为东方人基本上都与先前接触的穆斯林没有什么本质区别。无论是驾驶三角帆帆船的阿拉伯人，还是依靠马匹驼队跑物流的内亚部落，或是其他东方居民，都是朝贡道路上贪婪的夷人。大家都会希望从满洲大皇帝的赏赐从，获得符合自身心理价位的需求。这个幻想，一直到虎门要塞的炮声响起，才有所松动。

英国的商人和外交人才，也同样在东方世界活动了200多年。在面对一个人口众多、国力雄厚的老大帝国时，他们也经常照搬在君士坦丁堡和德里的模式。即绕开盘根错节的地方势力与官员，直接同奥斯曼苏丹或莫卧儿皇帝这样的最高统治者交流。这些东方式君主，或许对远道而来的英国人，心怀厌恶。但看在贸易收入与技术引进的角度，任然不会排斥同西方人打交道。

清朝人所绘的林则徐虎门销烟

但英国人始终没有意识到，在大清朝的皇帝看来，贸易收入并非那么重要。紫禁城里的朝廷上，只有日益汉化的满洲武士后裔和推动他们汉化的士大夫文臣。既没有君士坦丁堡朝堂上的意大利和荷兰商业代表，也没有莫卧儿宫廷里的葡萄牙医生。葡萄牙人的澳门虽然已经建立数个世纪之久，却在同北京的距离上，远超达曼-第乌到德里的行程。

达曼-第乌到德里的距离

鸦片战争前后的英国人，急切的希望和中国皇帝建立直接联系。从而避免和效率低下又无实权的高级官吏打交道。但大清皇帝却恰恰最怕和以武力为背景的藩邦来使，直接接触。通过马格尔尼使团事件，清廷上下都认为英国人是一伙极为麻烦的番邦。通过其他渠道获得的扭曲信息，也让他们多少对英国人有些忌惮。这更意味着，出于维护自身威严需要，大清皇帝在本能上拒绝与英国人有联系。

澳门到北京的距离

大清国的认识偏差

17世纪 荷兰东印度使团成员所绘的紫禁城

过去，不少人想当然的觉得，鸦片战争前的清帝国，对外面的世界是一无所知的。但近些年的研究则表明，清朝最高层并不如人们通常所认为的那样消息闭塞。他们已经知晓英国是一个有实力的域外大国，甚至还得到了一些关于拿破仑时代的战争情报。

但在宏观层面上，大清朝廷对于外部世界的理解与认识，是随着时间变迁而逐步退化的。曾经和蒙古与俄罗斯有过战事的康熙皇帝，就知道通过留居北京的传教士，与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外邦联络。他本人还接见过荷兰使团，甚至和法国国王路易十四交换画像与礼物。外交水平已大不如前的乾隆皇帝，仍然会在龙心大悦时，接待英国使团。到了彻底封闭化的道光，就只能依靠中间人来搜集些捕风捉影的三、四手消息了。

17世纪 欧洲传教士在华见闻录中的康熙画像

军事与技术层面上，大清帝国同样没有足够的重视与动力。任何源自西亚的新式武器，都会被奥斯曼苏丹、莫卧儿皇帝和缅甸与泰国的国王青睐。哪怕在面上要做出不削一顾的表态，回头也可能立即向西洋商人订货。奥斯曼军队里的法国与意大利炮兵专家，也由此而来。莫卧儿皇帝的葡萄牙雇佣军和御医，也自然是顺理成章。即便是一个小小的泰国，来自西方的教官和雇佣军人数，也大大超过了大清皇帝领地上的所有西方来客。

一些来自边区的报告，往往语焉不详。传递这些报告的人，更是成分复杂。包括少数留居澳门的葡萄牙人和一些广州十三行的官商买办，也有从西藏来的黄教喇嘛与偶尔造访的尼布尔王国使臣。他们带来的有限信息，不仅量少，而且彼此间是缺乏必要联系的。远不能代替和外国人直接接触，所能获得的内容。

准备在御帐内接见马格尔尼的乾隆

所以，在清朝君臣眼里，英国就是喜马拉雅山那边的一个实力大国。英国人拥有强大的但不超过通常认知范畴的海上力量。当然，他们的陆军在陆战里是无法和清朝大军正面抗衡的。

这些被扭曲的认识，还参考了和十三行接触的西方商船，以及在尼泊尔和缅甸战争中出场的西方新式火器。当道光皇帝下令追问洋夷战俘，是否有陆路通向英国本土。他其实是在按照历代人搜集到的情报，理解英国那边的实际情况。

清朝中期 对外的最重要情报机构居然是广州的十三行

一场准备充分的战争

清朝方面对鸦片战争的备战是非常用心的

基于上文所说的认识偏差，清朝与英国双方，都对鸦片战争进行了非常充分的准备工作。过去那种单方面认为清军疏于备战的论调，其实也是经不起历史记载推敲的。

对英国人远来攻战的目的，清朝君臣都摆脱不了中国传统王朝式的“叩边”的思维。所以他们想象的战争场面，往往是蛮夷自恃武力强盛，到帝国境内劫掠一番。清朝自身也有一整套应付这种威胁的策略。

在经济上全面封锁，让其匮乏于生活必需品的获得。在政治上剿抚并用，瓦解蛮夷并不坚强的战斗意志。在军事上舍弃漫长的边境线，坚守某些关键要地，利用优势火力粉碎蛮夷的兵力优势。然后等大军四合，将蛮夷一举歼灭。

1841年 登陆广州的英军 曾被认为是来劫掠的

按照这个套路，从前明到大清，几乎不存在解决不了的边疆问题。乾隆征讨四夷取得所谓十全武功，所用无非绝互市、守坚城、大军进剿、适时招抚而已。在面对英军之前，道光皇帝也用这个祖传套路平息了西域的张格尔叛乱，将乾隆时代开辟的新疆土彻底消化。可以说自清中期以来，对付内外挑战的套路已经成为了一种祖制。区别仅仅是对方的强弱之差。

清军以全面落后武器迎战英军

在清初，规定每4000名绿营汉兵，要配备大小火炮100门。康熙时代，远征雅克萨城的15000人军队，也就配备了190门大小火炮。但在道光准备同英国的战斗时，火炮比例有了史无前例的提升：

在福建厦门，清军安放火炮479门，驻军6000人。且花费巨资，修建了连英国人都称赞为“可以坚守到世界末日”的长条石壁。

在浙江定海，清军安放火炮121门，驻军5800多人，水勇600多人。

在浙江镇海，清军安放了157门火炮，其中67门是质量很高的铜炮，驻军4000余人。

在守卫广州与整个珠江口的虎门炮台，清军驻守兵力超过6000人，后方可供调遣的二线军队，超过11000人。防线上部署了火炮660门，其中不少是刚刚从澳门买来的欧洲货。

在沿海要塞部署超过万人驻军，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个例。战争中，清廷还为了沿海战事而派遣钦差大臣，也是史上罕见的高规格布置。

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沿海防御战以清军的完败而告终

远道而来的英军，自然也不会对即将开始的战争，掉以轻心。海军特意从本土派出了3艘装炮74门的三等战列舰，并有4艘当时最先进的蒸汽轮船。4000名来自苏格兰、爱尔兰和印度斯坦的士兵，在规模上也超过了大部分殖民地战争的标准。

在当时，英国人参考了此前在印度地区的一系列战争。其中不乏强悍的迈索尔王国、马拉塔联盟和最为勇猛的旁遮普锡克人。这些印度本土势力，不仅有专业的武士阶层，还通过法国人的训练和武装，培养出各自的近代化军队。虽然清朝既没有武德充沛的战士阶层，也没有欧洲教官训练的新式军队，却依然有着庞大的武装和战略纵深。

英军从本土与印度调兵的路线图

然而在此后的战争中，英国人发现他们是多虑了。两个多世纪以来，清军几乎未遇到过火力强于自己的对手。无论是北方的哥萨克和蒙古，还是南方的缅甸与尼泊尔，都无法用武器优势去制衡自身数量太少的缺陷。清军也自然养成了用各种枪炮进行火力倾斜的标准战术。但这一切在1840年的英军看来，未免是太小儿科了。

鸦片战争中英军所遭遇的抵抗级别 远远比不上印度的各大势力

后者甚至常常惊讶于清军的“勇敢”。因为他们没有印度人和缅甸人手里的燧发枪，只有从蒙古和中亚引进的重型火绳枪。火炮在射程、威力和精准度上，也是全面落后。但守卫要塞的清军，宁可忍受英军优势火力的投射，也不会像印度和缅甸人一样，发起勇猛的冲锋。只能在刺刀冲锋的英军面前，迅速崩溃。

被英军占领的广州城

今天的我们，在时隔一百多年后，回看这一幕幕场景。不由为双方的巨大差距，唏嘘不已。由人为阻隔所带来的封闭效果，充斥着鸦片战争的前前后后。

博弈的双方，往往都对另一面的对手，有着巨大的认识偏差。但胜利永远只属于犯错更少的一边。当战斗力更强的英军，比大部分清军都更熟悉脚下的陌生土地时，大清帝国的惨败也就不那么让人意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