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文井影响力最大的作品

严文井：大隐隐于市

屈指算来，严老辞世已经三年了。

逝者已去，音容宛在。每每想起严文井先生，我脑海里总会浮现出最后一次见到严老的情形：那是一套狭小而晦暗的老屋，一双青筋兀凸的手，吸铁石般紧紧地贴附在光线斑驳的墙壁上，一双颤抖而乏力的腿，顽强地支撑着老迈的身躯，一双既大又亮的眼睛，依然炯炯有神，透着睿智而慈祥的光……

“很多朋友都去世了，我还活着……”

严文井，一个响当当的名字：1938年抗日战争期间到延安， 1939年开始在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任教。1945年～1951年任东北日报副总编。后历任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副书记、书记处书记，《人民文学》主编、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亚非作家委员会中国委员会副主席，全国儿童委员会副主任等职。这样一位享誉世界的著名作家，一生住过的最大、最好的房子竟是一套只有71平米的凄寒简陋的住宅！“论他的老革命资格以及他在文坛上的名气，他本来应该官运亨通，改革开放后，住进有围墙有警卫的部长楼。然而，他在大酱园子里一直住到1986年。三十几年的风风雨雨，整洁的四合院已变成大杂院后，他才搬到使用面积只有71平方米的简陋的单元房，在此度过了生命的最后20载。”著名翻译家文洁若如是说。

北京东总布胡同46号是中国作家协会宿舍，原本是一座三进式四合院。早年这里住着不少著名作家，如萧乾、赵树理、陈白尘、张光年、艾芜，等等。作家们把它叫做“大酱园子”。1986年前，严文井一家一直住在由推磨作坊改造而成的一套房子里。

严文井在“大酱园子”的家，不仅是他及其家庭成员的温馨港湾，也是他与新朋老友交往的精神平台。在“大酱园子”同一屋檐下的作家中，萧乾是来严家比较多的一位。“前院那位念旧的老友也住过窑洞，喝过延河水。30年代在平津，我们曾一道写过文章。如今，他仿佛也并不嫌弃我这一身资产阶级泥垢。我们之间还有着不少共同的爱好：从贝多芬到小玩具。在大酱园子里，他几乎是唯一和我有些过从的。我偶尔写点什么，也总是先请他给指点鉴定。也许正是由于这种交往，日后使他受到了‘考验’。” 萧乾先生在《生活回忆录》中说的“他”就是严文井，而“考验”主要指“反右”中，萧乾被划为右派分子后，因严文井与萧乾过从甚密而被勒令交代问题，深刻检查。

1986年，严老离开了那个大杂院。但他对那座老屋一直念念不忘，一往情深。“大酱园子虽杂乱点儿，但很热闹，有孩子们的嬉笑打闹声。”一次，严老在给我谈及大酱园子情况时，眼睛久久地凝视着窗外，表情凝重得宛如一尊雕像。是的，相对于“有孩子们的嬉笑打闹声”的大酱园子，严老现在的家，就显得过于沉寂了。我注意到，在他只有10平米的书房兼卧室里，虽听不到孩子们嬉笑打闹的声音，但却随处可见林林总总的各类儿童报刊。作为儿童文学作家的严老，心里有爱，装满了对孩子们的爱。而这种爱，是他晚年生活、学习、创作的精神砥励。“当年同住大酱园子的很多朋友都去世了，我还活着，仍在路上。如果身体允许，我很想再为孩子们写点儿东西。”严老说。

“我喜欢过简单而简朴的生活”

日前，我偶然读到文学评论家樊发稼先生的一段文字：“文井先生自1983年离休后，于1986年由东总布胡同60号迁居至远离市区的东郊红庙。这是一套只有约70平方米的居室。他在这里深居‘少’出，度过了近20年极为简朴的晚年生活。家里几乎没有任何‘现代化’的家具和设备。由于健康等原因，暮年他写作不多，稿费很少，他的工资也不高，生活是相当清贫的。有一次，我受某出版社之托给文井先生送去十几本赠书，并当面转交他1000元‘顾问费’。那天下午3时许我去时，他正在用开水泡方便面吃，说这是他的午餐。他的书房兼卧室只有10平方米的样子，乱糟糟的，显然多时没有整理打扫过。看到这样一个文学大家住在和一般平民毫无二致的普通居民楼里，我在震惊之余感到十分难过。”樊先生所言不虚。他寥寥数笔就真实地勾勒出了严老晚年的生活境况。而严老的这一情况，恐怕是严老的忠实读者所想象不到的。当年，蒙萧乾先生帮助，得知严文井府第地址及电话，并第一次走进严老的家时，也着实让我惊诧不已。

其实，严老对此却表现出惊人的平静。他不止一次地对我说：“我喜欢过简单而简朴的生活。人若能过简单而简朴的生活，就会活得很轻松。”步入耄耋之年的严老，虽心志高远，但毕竟岁月不饶人，过着“唯有王城最堪隐，万人如海一身藏”的平静生活，每天读点儿圣贤之书，想点儿人生之道,写点儿道德文字，吃点儿粗茶淡饭，虽则清苦，倒也充实。他仿佛已将一切喧哗与浮尘，皆归于清净与平淡之中。“小隐隐于山林，大隐隐于市朝。”若把这句话放在严老身上，是再合适不过的了。“小隐”是一种行为朝向，“大隐”则是一种处世趋向。在严老看来，青灯一盏，诗书数卷，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安贫乐道，以为乐焉。陶渊明说：“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而严老于清苦中取精神的富足，于清贫中获无所不有，既不为形形色色所惑，也不为熙熙攘攘所动，淡定如斯求心境清澈，静伏一隅谋心灵静寂。可以说，但凡了解严老的人，无不为之感动。

晚年的严老，渐行渐远地淡出了人们的视野，不少人以为惋惜。事实上，“大隐者”的严文井，远比作家的严文井，更具有人文的、现实的、历史的启示意义。我作如是观。

“我这个人又柔弱又刚强，是二者的矛盾统一体”

有人说，“一个活到90岁高龄的老人，因病而去，这本是正常现象，自然规律。然而严文井的逝世，却令人悲痛、惋惜和格外遗憾。因为他有满腹的文章要写，还有许多许多鲜为人知的美丽的童话没有讲完。”此言极是。的确，严文井“有满腹的文章要写”而未写，譬如回忆录——这是最“令人悲痛、惋惜和格外遗憾”的。远去的严老，至少带走了半部中国当代文学史。憾莫大焉。

不止一个人感叹：严文井不写回忆录，足以令中国当代文学史抱憾怅惘。因为他有太多的故事与传奇。他的90个春秋，可以说是我国文学发展进程中的一个缩影。可是，严文井晚年不写回忆录，始终坚守着“有的可‘述而不作’、有的绝对不能说”的底线，守口如瓶、缄口莫言，惜墨如金，未曾有一点儿通融或妥协。

尽管严文井直接参与筹建并曾长期担任中国作协的领导，但在旁人眼中，他似乎属于“刻意被权力边缘化的角色”。“严老，您经历了那么多事情，应该像巴金和萧乾那样，把自己的所见所闻所困所惑写出来。”一次，我劝他。他说：“能够写的，不能写，写了会得罪人的。别人都知道的，又没必要写，写了，也没价值。所以，干脆就不写了。巴金敢写、能写，也会写，写的都是真话，我佩服他。萧乾是‘未带地图的旅人’，而我是‘带地图的旅人’，条条框框多啊，写不好，会伤害人的。与其这样，还不如不写。”此话，可以这样理解：严老有许多如鲠在喉的话要说、要写，但由于不难理解的原因，他又不得不选择沉默。而对于具有独立人格的严老来说，一旦选择沉默，就意味着一切些微的可能都变成了不再可能。

或许，正是因为“不好说”，担心“会伤害许多人”的原因吧，严老用一幅自画像《严文井自剖》来解剖自己。这幅自画像意味深长，嘴和脸都扭曲了，被人视为“他和他同时代的知识分子的精神肖像”。严老有不少自嘲经典，诸如我是“一只又干又皱的小小的苹果”、“我胆小，怕说错话”和“我这个人又柔弱又刚强，是二者的矛盾统一体”。自嘲是啼血的告白。严老自嘲的方式，况味人类历史与世事的沧桑，故而为文之大者。

（注：该文是我的一篇旧作 原载《中国青年》2008年1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