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把庄子哲学解释为阿q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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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也称《南华真经》，乃是庄周及其弟子所撰。庄子是继老子之后，道家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与老子齐名，合称为老庄。《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对庄子生平有简略的记载：“庄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尝为蒙漆园吏，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其学无所不窥，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故其著书十余万言，大抵率寓言也。……其言洸洋自恣以适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楚威王闻庄周贤，使使厚币迎之，许以为相。庄周笑谓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独不见郊祭之牺牛乎？养食之数岁，衣以文绣，以入大庙。当是之时，虽欲为孤豚，岂可得乎？子亟去，无污我。我宁游戏污渎之中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终身不仕，以快吾志焉。’”唐玄宗天宝初，诏封庄周为南华真人，称《庄子》为《南华真经》。回顾历代的《庄子》研究，可谓洋洋大观，典籍浩繁，以下予以简要介绍。

一

《庄子》的成书年代当在战国中后期。今本《庄子》的篇目已经不是《庄子》原本。《汉书·艺文志》著录“《庄子》五十二篇”。但郭象注中仅见三十三篇。郭象注本分《庄子》为内篇、外篇、杂篇三部分。其中内篇七篇、外篇十五篇、杂篇十一篇。司马迁以为《渔父》《盗跖》《胠箧》《畏累虚》《亢桑子》等都是庄子所作。余嘉锡说：“今《胠篋》在外篇，《渔父》《盗跖》《庚桑楚》在杂篇，而太史公皆以为庄子所自作。然则史公所见之本，必无内外杂篇之别可知也。刘向定著之时，始分别编次。”（《古书通例》）又说：“凡一书之内，自分内外者，多出于刘向，其外篇大抵较为肤浅，或并疑为依托者也。”（《古书通例》）从宋代开始，一般读者均认为内篇为庄子本人所著，表现了庄子的核心思想，且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而外篇和杂篇皆是庄子后学之作。学人不难发现内七篇篇目都是三个字，外篇杂篇的题目多是两个字，且多取各篇篇首两字为题，显然，内篇的篇目旨在标明主题，而外篇杂篇篇目多与本章主题没有直接关系。近代出土秦汉竹简中的《庄子》残篇，可以证明《庄子》三十三篇均为先秦古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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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与儒家的关系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话题，在先秦时期还没有任何一本书像《庄子》这样辛辣机智地讽刺过孔子和儒家信徒。《史记·老子列传》载：“作《渔父》《盗跖》《胠箧》以诋訿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畏累虚》《亢桑子》之属，皆空语无事实。然善属书离辞，指事类情，用剽剥儒墨，虽当世宿学不能自解免也。”司马迁所读的《庄子》是以“诋訿孔子之徒”“剽剥儒墨”为其特征的。但是，也有学者认为庄子和孔子并非水火不容，甚至庄子是在暗助孔子。苏东坡《庄子祠堂记》提出，庄子对孔子是“实予而文不予，阳挤而阴助之”，只有《盗跖》和《渔父》“则若真诋孔子者”。《让王》《说剑》，又“皆浅陋不入于道”。因此他认为《盗跖》《渔父》《让王》《说剑》四篇皆是伪作。苏东坡的这一观点在学术史上影响较大，但也有学者持不同看法。例如章学诚说：“《庄子·让王》《渔父》之篇，苏氏谓之伪托；非伪托也，为庄氏之学者所附益尔。”（《文史通义·言公上》）

二

战国时代是庄子研究的肇始期。惠施、荀子等人在当时对庄子有所评价。惠子的评价散见于《庄子》本文。一部《庄子》几乎可以说是在庄子与惠施的辩论中完成的。在《逍遥游》《齐物论》《德充符》《秋水》《徐无鬼》《天下》等篇中都可以看见惠子的身影。毫无疑问，惠子不仅是庄子最大的辩论对手，也是庄子最好的朋友。《庄子·徐无鬼》载庄子语曰：“自夫子之死也，吾无以为质矣！吾无与言之矣。’”《说苑·说丛》甚至说：“惠施卒而庄子深瞑不言，见世莫可与语也。”可以看出两位哲人之间的深厚友情。荀子对庄子的评价只有一句话，《荀子·解蔽》曰：“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这一句话从儒家的角度看，的确击中了庄子的要害。当然，对于儒家的点评，庄子自己是不会认可的。

《庄子·天下》篇中，有人第一次较为系统地总结了庄子思想风貌和创作特色。应该说和后世的解读者相比，《天下》的作者距离庄子最近，对庄子思想最为了解。也许他就是一位庄子的及门弟子，起码是一位庄门后学。他对于道术和方术是如此了解，可以说在庄子学派中，他的成就和地位仅次于庄子，而超越了其他同门友。在这里，作者把庄子思想也看作方术的一种，他站在第三方的立场上，对庄子思想进行较为客观的描述。当然，较之于对待其他各家，作者对老师庄子充满了深情。作者总结了庄子的言说特征为：“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时恣纵而不傥，不以觭见之也”；总结庄子的表述方式是“天下为沉浊，不可与庄语，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三言”是解读《庄子》的一把钥匙。作者勾勒的庄子精神境界是：“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彼其充实不可以已，上与造物者游，而下与外死生、无终始者为友。”庄子想要摆脱一切精神束缚，实现心灵的超越。世俗的是非，无法网罗庄子的精神。他总结庄子文章的艺术风格是：“其书虽瑰玮而连犿无伤也，其辞虽参差而諔诡可观。”作者用诗意的语言来展现庄子思想，为后人理解庄子思想提供了弥足珍贵的文献资料。通常我们把老庄看成一个学派，但在《天下》中作者把老子与庄子分为两个学派，庄老之间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在我们今天看来，庄子是平民知识分子的代表，他在一个黑暗的时代，努力追求精神自由，为后世知识分子营造了一个精神庇护所。

汉代的庄子研究在缓慢发展中。汉初刘安有《庄子略要》《庄子后解》，后来失传。班固的《庄子》研究残存在陆德明的《经典释文·庄子音义》中。庄子思想对《吕氏春秋》和《淮南子》也有一定的影响。

魏晋时代进入庄学研究的兴盛期。本期玄学盛行，《易经》《老子》《庄子》并称为“三玄”，庄学思想在此期勃兴，士人读《庄》、注《庄》蔚然成风。本期注《庄》者二十多家，以郭象《庄子注》最为著名。在郭象之前有多家注《庄》，如向秀注、司马彪注等。唐时其它各家注均亡，独存郭象注。东汉末年佛教传入中土，魏晋南北朝时期许多名僧喜欢读《庄子》，如惠远等。道教领袖葛洪著有《修订庄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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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象《庄子注》在庄学发展史上久负盛名。“刘义庆《世说新语》曰：‘注《庄子》者数十家，莫能究其旨统。向秀于旧注外别为解义，妙演奇致，大畅玄风。惟《秋水》《至乐》二篇未竟而秀卒。秀子幼，其义零落，然颇有别本迁流。象为人行薄，以秀义不传于世，遂窃以为己注，乃自注《秋水》《至乐》二篇，又易《马蹄》一篇，其余众篇，或点定文句而已。其后秀义别本出，故今有向、郭二《庄》，其义一也。’《晋书》象本传亦采是文，绝无异语。”（《四库全书总目·庄子注》）从魏晋时代一直到清代，学界始终流传这样的观点：《庄子注》本为晋向秀撰，后被郭象窃得。这样的观点有人认同，也有人反对。杨明照总结说：“郭象《庄子注》窃自向秀之说，始于《世说新语·文学篇》，《晋书》遂著之于传，而高似孙《子略》、王应麟《困学纪闻》、焦竑《笔乘》、胡应麟《四部正讹》、谢肇淛《文海披沙》、陈继儒《续狂夫之言》、王昶《春融堂集》、袁守定《佔毕丛谈》、《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及《简明目录》、陆以湉《冷廬杂识》，复相率承之无异议。疑之者则滥觞于钱曾《读书敏求记》；王先谦《庄子集解》、吴承仕《经典释文序录疏证》，亦先后为之辨白。然皆铸词简阔，弗之详论也。近人刘盼遂乃作《申郭篇》，证以三事，冀雪覆盆；若子玄沈冤，可洗于千载之下焉者。”（《学不已斋杂著·郭象庄子注是否窃自向秀检讨》）当代哲学史家冯友兰认为郭象综合各家学说，不能定为抄袭。他说：“若说抄的话，郭象不仅抄向秀，而且抄嵇康，还抄司马彪。”“他的《庄子注》用后来的说法，应该称为‘庄子集注’。”（《中国哲学史新编》第4册第133页）“（郭象）综合各家，集其大成……成为玄学发展的顶峰。”（同上，第134页）不过，冯友兰的观点并不能服众，这个问题至今还在争论当中。王钟陵认为，冯友兰的观点“抹杀了上文所述向秀在理论阐述上的原创与开辟之功”（见王钟陵《庄子的成书与版本》，《光明日报》2016年7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