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音乐之父巴赫大力提倡的中国音律,宫商角徵羽声动几千年

相信听过“国宝”曾侯乙编钟的演奏的人都会被其动人的声音感染,这就不得不说到中国古代的音乐。“琴棋书画”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必须具备的基本文化素养,其中尤以“琴”为首,而要能抚琴,首先要懂得乐理。而说到乐理,人们大多会想到简谱、五线谱等西方乐理,但在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其中就包括古老而科学的音乐体系。在“五四”以前,中国文人都通音律懂乐理,可以用中国传统音乐中独特的记谱和表达方式来创作和演奏。可是后来,随着教育方式的改变,渐渐地懂得中国传统音律的人越来越少,几乎没有人再能识“工尺谱”,而读到古书上的“黄钟为宫,大吕为角,太簇为徵,应钟为羽”这一类语句,就更不知所云了,可是在旧时,这些都是普通的乐律常识。

被音乐之父巴赫大力提倡的中国音律,宫商角徵羽声动几千年

中国的五音六律

音律 指音乐的律吕、宫调等。《庄子·徐无鬼》:”鼓宫宫动,鼓角角动,音律同矣。”《汉书·武帝纪赞》:”协音律,作诗乐。”泛指乐曲,音乐。 宋 苏轼 《朱寿昌梁武忏赞偈》叙:”一切众生,有不能了。乃以韵语,谐诸音律。使一切人,歌咏赞叹。”

古代有五音和七音,这个“音”大致相当于今天的音阶,五音就是宫商角徵羽,再加上变宫、变徵,就构成了七音,与今天的七音阶对比是:

宫 商 角 变徵 徵 羽 变宫

1 2 3 4 5 6 7

七音中,以其中任何一音为主(即作为乐曲主旋律中居于核心地位的主音),就构成了一个调式,不同的调式有不同的表达功能,因而也能产生不同的音乐效果。例如《荆轲刺秦王》叙述荆轲一行出发时,“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为变徵之声,士皆垂泪涕泣”,“变徵之声”就是变徵调式,这种调式旋律苍凉悲壮,适宜于悲歌。下文又有“复为羽声慷慨”,“羽声”就是羽调式,这种调式高亢激越,所以听后“士皆嗔目,发尽上指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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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有六律,只古乐的十二个调,它包括黄钟、无射等六个阳律以及大吕等六个阴律,十二律不但各有特定的名称,而且还有固定的音高,如黄钟相当于今天西乐的C调,无射相当于A调等。

古代还有八音,是对乐器的统称,包括金(钟等)、石(磬等)、丝(琴瑟等)、竹(管、箫等)等八类,每类包括若干种乐器,如《石钟山记》“而大声发于水上,噌吰如钟鼓不绝”,“噌吰者,周景王之无射也,窾坎镗鞳者,魏庄子之歌钟也”。“无射”就是无射钟,因为此钟合于无射律;歌钟就是编钟,它常用于歌唱伴奏,所以称为“歌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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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族乐器是中国音乐必不可少的组成,经数千年发展形成了品种众多,曲目丰繁的态势,大致可分为合奏与独奏两大类。合奏乐器多为锣鼓、锁呐、二胡、琵琶、扬琴、三弦、笛、笙、箫等等。独奏乐器通常以古琴、琵琶、二胡、板胡、笛子、筝等为主。

中国传统乐学理论对”音阶”这个现代概念,分别从”音”、”律”、”声”等不同角度揭示内涵。传统民族调式,最常用的主音有五个,即宫、商、角、徵、羽,相当于现在首调唱名的”do、re、mi、sol、la”,称五声音阶。”五声”一词最早出现于《周礼·春官》:”皆文之以五声,宫商角徵羽。”而”五音”最早见于《孟子·离娄上》:”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

三分损益法

五度律(三分损益法)当一个弦的弦长(在张力不变的情况下)短了三分之一的时候。这个音是什么呢?应该是第三泛音的八度音。因为,第三泛音是三分之一个振动。而这个是三分之二在震动。这个音是基本音的五度。比如,基本音是1.那三分损一的音就是5.把这三分之二再三分益一。实际上是损一再加上一倍的弦长。三分损一应该是5的五度音,上面带点儿的2,弦长加倍了,声音就低了一个八度,就成了没有点儿的2了。如此,再三分损一产生6,再三分益一产了3.好了15263就都出来了。排顺了就是12356.这就是三分损益律。实质上就是五度相生率。简称五度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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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注意。五度率的产生,只用到了第一二泛音间的八度,还有第二三之音的五度。八度只是把不同八度的音移到同一个八度里。实际上起作用的只有五度。纯律的产生就这样的。用五度相生法产生了152然后由1向下五度产一个4.然后再,由这四个音根据45之间的泛音大三度由4-6,1-3,5-7,2这样产生了七个音。排成一队就是12345567.这个大三度,和五度律的大三度是不同的。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自己计算一下。比如基本音是一秒钟振64下。用五度律和纯律分别计算一下3的震动次数。

其音律要求大家比较熟悉,不再重述。强调一点,中国诗歌一直是有韵的。虽然中国人直到南北朝时期,才从梵语的输入中发现了声母、韵母的区别,但先人仍然凭借直觉,在 《诗经》 、《楚辞》这样诗歌的源头,便唱出了声律和协的押韵诗篇。明清小学,能整理出先秦以来汉民族语言发音的整个变迁情况,有韵诗歌居功至伟。

工尺五音谱,阴阳十二律

在古代,人们一般以宫音作为音阶的起点,只要宫音的音高确定了,七声音阶中其余各音的音高也就确定了,所谓“宫立,而五音形矣”。唐代时用“合、四、乙、尺、工”来表达五音。由于唐代经济繁荣文化发达,音乐和戏剧创作表演兴盛,唐明皇还被尊为梨园鼻祖,所以唐朝流传的乐谱很多,对后世影响广泛,由于这种记谱方式中有“工、尺”字样,因此后人习惯于把中国传统乐谱称为工尺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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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的原意是用来定音的竹管,中国古人用十二根长短不同的竹子做成律管,用它们分别吹出十二个高度不同的标准音来确定音高,这十二个标准音称为十二律。十二律中每个标准音都有固定的音高和名称,相当于现代音乐中的音名,而律管相当于如今的定音笛。这十二个音由低到高排列起来,依次是:黄钟、 大吕、太簇 、夹钟、姑洗、中吕、蕤宾、林钟、夷则、南吕、无射、 应钟。它们对应的现代音名是:C、#C、D、#D、E、F、#F、G、#G、A、#A、B。十二律分为阴阳两类,奇数六律为阳,称六律;偶数六律为阴,称六吕,阴阳合称为律吕。其中黄钟、太簇、姑洗、蕤宾、无射为六阳律,大吕、夹钟、中吕、林钟、南吕、应钟为六阴律。阳律称为律,阴律称为吕。十二律的十二个音对应着十二根律管,最长的律管发出的音最低,最短的律管发出的音最高。每根律管的长度都是固定的,十二根律管之间的长度有一定比例,其所对应的十二个音高之间也有一定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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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根律管长度和音高的确定是根据科学算法得出的。以黄钟为元音,则每隔八位按照黄钟的律管长度加或减三分之一得出这个位置的律管长度。如果黄钟律管长度为九寸,减去三分之一,就是六寸,那么与黄钟相隔八位的林钟律管长度就是六寸;林钟律管长六寸,加上三分之一就是八寸,那么与林钟相隔八位的太簇律管长度就是八寸,其余以此类推,可以得出每根律管的长度,这就是隔八相生法和三分损益法,这种算法在我国2600年前的《管子•地员篇》中已经有记载了。

由于宫商角徵羽这五声只有相对音高而没有绝对音高,因此需要用律管来对每个声定音,如果把“宫”声定位黄钟,则是黄钟宫,如果把“宫”声定位大吕,则是大吕宫,只要“宫”声的音高定了,其余各音就随之按音高比例而定。比如黄钟宫,各声的音高关系如下:

黄钟 大吕 太簇 夹钟 姑洗 中吕

宫 商 角

蕤宾 林钟 夷则 南吕 无射 应钟

徵 羽

《史记•刺客列传》中, 荆轲唱的‘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用的是“羽”声,而“羽”的音高是南吕,对应的现代音名是A, 唱名是la(6),因为将“羽”声做为主音,凸出la(6),所以荆轲唱的是A小调,正适合表现他当时悲愤激昂的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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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音律联系自然,适应情感

十二律的每个律都可以用来确定宫声的音高,因此可以产生十二个宫调式,其余各声也是如此,所以宫商角徵羽五声可以产生六十个调,而七声则可以形成八十四个调。但这么多调式只是理论上的组合,实际运用中没这么多,一般只用五宫四调,一共九种,通称为“九宫”。五宫是正宫、中吕宫、南吕宫、仙侣宫、黄钟宫;四调是大石调、双调、商调、越调。

了解了这些,现代人再去读马致远的元曲〔越调〕天净沙•秋思,就不仅沉浸在“枯藤古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这种用文字营造的古朴苍凉意境中了,还能欣赏甚至演奏这曲婉转悲怆的〔越调〕。

中国古代是把宫商角徵羽五声与季节、方位、五行对应起来的,具体对应关系如下:

五声:宫 商 角 徵 羽

五行:木 火 土 金 水

四季:春 夏 季夏 秋 冬

五方:东 南 中 西 北

古人还把十二律与一年中的十二个月对应起来,《礼记•月令》是这样规定的:

孟春之月,律中太簇

仲春之月,律中夹钟

季春之月,律中姑洗

孟夏之月,律中中吕

仲夏之月,律中蕤宾

季夏之月,律中林钟

孟秋之月,律中夷则

仲秋之月,律中南吕

季秋之月,律中无射

孟冬之月,律中应钟

仲冬之月,律中黄钟

季冬之月,律中大吕

因为有了这些对应关系,古人在文学作品中描写某个季节时,会连带到与这个季节相对应的方位、音名、月份。欧阳修在《秋声赋》中写到“商声主西方之音”,是因为秋季与商音和西方是对应的;《秋声赋》中还写到“夷则为七月之律”,是因为七月为孟秋季节,对应的音名是夷则。礼乐文明是最纯正的华夏文明,所以中国古人把“乐”看得极重,在古人观念里,“礼”“乐”互补,共同构成了中华文明中最核心的文化要素。《礼记•乐记》上说:“礼胜则离……乐者,天地之和也”,反映的正是这种观念。《礼记•乐记》还说:“乐也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可见古人认为,音乐可以改变人民心理,使风俗摆脱愚昧趋向文明。周公创建周礼后,通过礼乐教化,使中原地区的人民形成了共同的文化心理和生活习俗,华夏民族因此诞生,是否接受礼乐教化也成了华夷之辨的最重要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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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旋律的音乐表达出人的不同情绪,”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此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旄,谓之乐也。……是故其哀心感者,其声噍以杀;其乐心感者,其声啴以缓;其喜心感者,其声发以散;其怒心感者,其声粗以厉;其敬心感者,其声直以廉;其爱心感者,其声和以柔。”今天的”国歌”、”军歌”、少先队的”队歌”,满怀对国家、对军队、对组织的敬意,”其声直以廉”;”民歌”、”山歌”、”情歌”,以其爱心感人,”其声和以柔”;圆舞曲、迎宾曲、间奏曲,抒发欢乐之情,”其声啴以缓”;当然,哀乐、丧乐、悼乐不可避免地”其声噍以杀”了。

音乐之父巴赫大力提倡十二平均律,”十二平均律”目前被世界各国广泛采用

音律是在长期的音乐实践发展中形成的,音律有多类,而人们熟知的主要音律有”纯律”、”五度相生律”和”十二平均律” 三种。其中”十二平均律”目前被世界各国广泛采用。在音乐之父巴赫大力提倡十二平均律之前,西洋的音阶不但有很多种类,同时音程的划分也是用纯律这个系统。 纯律是指两个音的声波震动的比例越单纯,则这两个音听起来会越和谐,反之则越不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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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音律,汇通世界

音乐与人的关系如此密切,不同音律对人的影响早就为中华传统文化认同。中国儒家、道家都有自己成系列的音乐,孔子听到优美的音乐-韶乐,”余音绕梁”,”三日不知肉味”!华彦钧的很多传世名曲就是道教音乐。中国历代统治阶级将音乐与”礼”紧密联在一起,《诗经》的”风”、”雅”、”颂”很多都是歌词,当时都是配乐的。中国封建社会还把音乐提高到反映施政民意,治国晴雨的高度,《吕氏春秋》、《史记》、 《汉书》 、《后汉书》等都不厌其烦的竭力记下有关音乐与治国的同一条类似”政治格言”的话:”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平也;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也;亡国之音悲以哀,其政险也。凡音乐通乎政,而移风平俗者也。”今天中华崛起,古典音乐也面临继承与发展、借鉴与创新、包容与自主的课题。在民族性与世界性的探索方面,《梁祝》、 《二泉映月》 等优秀曲目已取得中西合璧的完美配器,纯粹中华精神弘扬的好成绩。在人民性与社会性的结合方面,《小河淌水》、 《九曲黄河》 等都已登入大雅之堂,成为专家和普通群众都喜闻乐见的好作品。在乐器个性与乐队整体性的探索方面,《正月·梅》、《打虎上山》、 《浏阳河》 等已取得优异成绩。在生活性与思想性的结合方面,《黄河大合唱》、《战台风》等无疑已成为示范作品。在感觉性与理智型的结合中,《瑶族舞曲》、《火车开进苗山寨》等肯定是已取得成功的好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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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形式与技术的创新、探索方面,中国古典乐队,吸取西乐乐器及表现手法为所用,西乐大、中、小提琴、包括竖琴与中国传统乐器筝、箫、笛、阮、琵琶、二胡等的结合已取得成功。因为这些乐器不论在中乐、西乐中都是上可以衔接高音,下可以联系低音的使用领域较宽广的乐器。而中乐中的唢呐等与西乐中的小号等乐器因个性较鲜明,较独特,包容性不强,兼容结合的探索就没见成功的作品。看能不能在中乐唢呐与鼓、锣、镲等打击乐器的组合中,结合西乐钢琴、小号、钢鼓等创作一些新样式的中国吹打乐曲。而最古老的中乐像埙、笙、古琴等能不能在箫、笛的参与下,结合西乐单簧管等创作出一些新样式的中国民乐,和中国古乐。争取最终不依赖音响设备,在室外也能演奏面对众多观众、听众的中国古乐。

中国传统音乐是中华文明的瑰宝,是我们民族共同的文化记忆,不能丢失和遗忘。传承发扬中国传统音乐也有利于加强文化自信,提升民族自豪感,增进中国在世界上的文化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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