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中90分钟,空中60分钟

2019年5月3日，多云。

（一）

晚上7点46分，一架波音787飞机安全着陆在洛杉矶国际机场。飞机停稳后，与以往不同，大家都安静地坐在自己位置上。机舱门打开，一个穿着黄色制服的男子走上了飞机，他在我旁边的座位前蹲了下来，问：”女士，你感觉怎么样？”

他询问的对象是我身边的一位空姐，也是我的病人。她把氧气罩挪开，艰难地说：“我感觉喘不上气来”。说完，她把头继续埋进氧气罩里。

我接过话头：“我是医生。她从今早起就呼吸困难，在飞机上走动后有所加剧，吸氧稍微有些帮助。没有发烧咳嗽，体征稳定。”我把手上的一张纸递给他，“详细记录在这里，你可以把它给急症室医生。”

男子接过纸张，说“谢谢你，医生。你觉得她能自己走下飞机吗？”

我：“绝对不行。她需要担架或轮椅。”

“好的。”

两分钟后，又有两个穿着黄色制服的急救人员推着轮椅上了飞机，他们把我身边的病人扶上轮椅。空姐深深地看了我一眼，虚弱地说了声“非常感谢”。我把身上带着的氧气罐卸了下来，最后嘱咐了一句“她需要立即吸氧”。【飞机上的氧气罐必须背在身上。我因为坐在病人旁边，就一直替她背着。而且氧气罐不能带下飞机。所以病人需要到机舱外后重新接上氧气】。

看着他们离开的背影，我松了口气。又不禁担心她去医院后会查出是什么诊断，她会怎么样。我有我的怀疑，但飞机上没有条件让我确诊。

短暂的思绪被周围人起身拿行李的嘈杂声打断，我拿起背包和行李箱，跟着人流下了飞机。

（二）

今天的飞机误点了一个小时，我有些郁闷，因为这意味着我到家时孩子们都已经睡下了。飞机是新型的波音787大飞机，倒很舒适。

坐上飞机后，我泵完奶，看了一遍电影目录，在《徒手攀岩》和《波西米亚狂想曲》这两部片子间纠结了一阵，最终决定选择看《徒手攀岩》。影片开头，AlexHonnold攀上了ElCapitan顶峰，俯瞰大地，深邃的眼睛里闪烁着光，天上几只乌鸦飞过。我心想，导演还挺暖心的，先把完美结局放上来，不用我们接下来提心吊胆100分钟猜测Honnold的命运。

突然，影片的画面被切断，广播响起：“飞机上有医生吗，请按铃告知。”

（三）

一般碰到这种广播，我会稍微等等，因为通常会有别的医生在。而且一天下来我感觉很疲惫，摊在座位上懒得起来。过了两分钟，广播又起，“飞机上有医生吗，请按铃和机组人员联系。我们有一个紧急情况”。广播里的声音略有焦急。这种声音并不陌生，触动了我的职业神经，这次我想也没想立即按下了呼叫铃。

不过10秒钟，一名空姐就出现在我座位前，她说：“请跟我来，是我们的一个机组人员”。我随她到了飞机后方，看到几个机组人员围着一个中年空姐，她正弓着背坐在椅子上，拿着氧气罩急促地呼吸着。

我蹲下，直到能和她面对面眼神交流：问，“你感觉怎么样”？

“我感觉喘不上气”。

“什么时候开始的”？

“今天早上，但是上飞机后开始严重起来。我用了几次药物气雾剂（inhalers）但没有什么用”。

她摊开手，给我看她手中的药，是异丙托溴胺气雾剂（Atrovent）和肾上腺素气雾剂。

我又问了几个问题，了解到，她去年底得过一次肺炎，后来一直断断续续有呼吸困难，近几个月基本每月都有反复，吃了一些抗生素，也一直在用气雾剂，没有明显作用。异丙托溴胺气雾剂是昨天新配的，一直在用，没有效果。

她表情难受，呼吸略微急促，但还能说出整个句子，除了呼吸困难外没有别的症状，我心里稍微放心些。

旁边的空姐在电话里跟机长通话，然后扭过头问我“需要让飞机紧急降落吗？”(doweneedtodiverttheairplane？)。

我脑子里闪过她可能的疾病：肺炎，心衰，急性非栓塞，气胸，慢性肺病。

她平时身体健康，没有哮喘等慢性肺病，一直在走动，症状也发生的比较缓慢，所以后面三种可能性很小。从她必须坐起来呼吸才顺畅些，昨晚无法平躺，没有发烧只有干咳这些症状来看，我怀疑心衰引起肺水肿可能性比较大。

空姐接着说，“我们距离目的地还有80分钟，机长问需要转道降落吗？”

我不确定，“现在的情况很难说，让我再看看。”

我看到旁边急症箱里有一个听诊器，是那种很廉价的听诊器。按照以往的经验，这种听诊器根本听不出肺音。这时，我无比怀念自己用了十年还很好用的Littmann听诊器，可惜没有随身带着。我试着用廉价听诊器听了几下，但劣质的仪器，加上飞机引擎的噪音，根本无法听出任何声音。

我用另一个仪器测量了血压和心跳，血压略偏高：134/102，心跳偏快：103。我拿表测了下她的呼吸速度：每分钟22次，也偏快。

“体温计呢？”这个急救箱没有。空姐去找另一个急救箱。我摸了摸她的额头，感觉不烫。

另一个空姐说，你来前我们让她吃了两粒阿斯匹林，要不要再吃？我说，“好的，吃阿司匹林没问题。但这个应该不是心梗塞或肺栓塞的问题，不用继续吃”。

我看着病人的眼睛说：“我无法用听诊器听清楚你的肺部声音，也无法测量你的氧饱和度。所以我会很大程度上依靠你的描述。你自己感觉如何？”

她说：我只要吸着氧气不动就可以，我可以撑到飞机降落。”

我说：“你不要硬撑，不要考虑别人，现在你的健康最重要。如果你感觉很不舒服，我们应该尽快把你送到医院。”

她说，“我没事，休息一下就可以了。我不想降落在别的地方，我的家人都在洛杉矶。”

我看她神志清楚，呼吸也渐渐平静下来，就叫空姐对机长说先不用紧急降落。

旁边的空姐说，“我把你们送到商务舱坐下吧，舒服一些。医生，你能坐在她旁边吗?”

（四）

我陪她在商务舱坐下，短短的一段路程走下来，病人的呼吸困难又加重了。空姐们看她的样子，再次担忧地问我，“你认为飞机需要降落吗？”

我心里也十分纠结，一方面我知道，不论是什么原因，她的呼吸困难都会因为走动而加重，所以这不奇怪。但另一方面，我确实无法知道她能撑多久。如果我能听到她肺部的呼吸音，心里会更有些底，但不给力的听诊器，或者说我被高级听诊器惯坏了的不给力的耳朵，无法帮我做出判断。

我盯着她脸部的神情和颈部随着呼吸的起伏的肌肉，希望能从中看出一丝线索，判断出她能不能再撑一个小时。

我说，再观察五分钟。

病人也有些紧张了，问：“我怎么又感觉无法呼吸了，我是不是有惊恐症（Panicattacks）？”我摸着她的背，安抚她说，“虽然我无法确定你得了什么病，但很多病症都会在运动时使呼吸困难加重，深呼吸，多吸几口氧气，会好起来的”。

幸运的是，五分钟后她的情况有所好转，我决定，飞机不必紧急降落。

接下来的近一个小时，时间过得很慢。终于找来了一次性温度计，测量了一下，没有发烧。病人在吸氧的间隙，问了我一些问题：

“我有可能是什么病？”

“可能是肺部也可能是心脏或是别的原因，进一步确诊需要进一步检查。”

“医院里会做什么检查？”

“血检，肺部X光片，又可能需要肺部CT，和心脏彩超。”

“我为什么嘴巴这么干？”

“氧气面罩吸氧会让你嘴巴发干，不要担心。”

“我不会有事吧？”

“你不会有事的。”

（五）

在飞机上，没有了随处可见的电脑，没有了昂贵的仪器，我的问诊比很多时候在医院还详细。

我想起几年前自己在非洲的经历：那里的医院只有一台X光片机，很多时候还没有胶片。血检也是昂贵的项目，所以除非必须的情况尽量不做。那里的医生曾骄傲地对我说，他看病人的眼底（结膜）颜色，就能知道病人的血红蛋白有几克。后来，我也学会了这个技能。

现在坐下来写这篇文章时，我又想到一些当时可以用的体检的方法，比如听肺部的EtoAchange,percussion等方法，但由于长时间没用，当时一下没想到。随着仪器的先进，医生查体（physicalexam）能力的退化是必然，也有些可惜。

回到飞机上，没有了检查仪器和药物，甚至无法确诊的情况下，关怀和鼓励成了我唯一的药方。

“再坚持一下，我们马上着陆了”。

“你做得很棒，你非常坚强”。

“嘴巴干是正常的，喝口水吧”。

“到了地面，救护车会把你马上送到医院。”

拍拍背，递个水。我能做的也只有这些了。

我盯着面前的屏幕，7点46分，飞机终于着陆。我悬着的心也落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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