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难的行军 新中国的工业化,回顾中国工业化的披荆斩棘

旧中国积贫积弱，被列强宰割欺辱，本质原因别人已是工业文明，我们还处在农业文明。高级文明降维打击，农耕中国只能被工业化的列强来回碾压。

中国怎样才能进入工业文明呢？靠制度？靠文化？靠精英阶层努力？这些我们都试过——撵走皇帝，建立共和国；五四 运动砸烂孔家店，全盘复制西方文化；中国精英阶层从洋务运动开始，尝试建立自己的工业……结果这些无一例外全都失败了。

古往今来，国家强盛才能人民安乐，民族团结才能天下太平。历史上有太多太多宗教战争、民族纷争，现实中有太多太多国家分裂、种族仇杀，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弱国乱邦、何来逸民……只有中国 共产党力挽狂澜：砸碎一个旧世界，建设一个新世界。打碎社会结构，干掉食利阶层！

建立工业体的第一桶金，都是从何而来？

欧洲列强是靠对外抢劫——大航海时代欧洲列强在美洲，在非洲，在亚洲掠夺了巨大的财富，圈占殖民地，大量倾销商品，通过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奴隶贩卖；

美国是靠在国内掠夺——北方资本家争夺南方种植园奴隶主的劳动力，同时用工业产品倾销抢夺国内的商品市场，最后双方矛盾不可调和，爆发了南北战争才扫清障碍；

德国是通过战争赔款——德国工业化时，英国工业革命已接近完成。1871年普法战争后，德国实现了国家的统一，而且从法国手里夺取了煤铁资源丰富的阿尔萨斯和洛林地区，还获得了50亿法郎的战争赔款；

日本是靠内外掠夺——明治维新时期，在国内通过征收高额地税等手段，大规模进行原始资金积累，建立了一批军工、矿山、铁路、航运等重点国营企业。1894中日甲午海战以及1904日俄战争，巨额的战争赔款和利益又为进一步工业和军事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的原始资金积累；

苏联是借历史机遇和俄国的老底——1929年大萧条的关系，全球需求不足，苏联抓住机会，大量借债，不惜人命出口粮食，木材、石油等初级产品，获得美国和欧洲国家特别是德国的工业技术和装备；

中国的社会结构是“百代皆行秦政制”，政府的基层机构只能够到达县一级，农村主要靠乡绅自治。土地是当时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国家机器主要靠吏与乡绅（地主）向农民收取地租存活。新中国要实现国家的工业化，不抢不偷不殖民，税收寥寥，农民承担着高额的地租+赋税，受到食利阶层（地主与城市买办）的盘剥。在洋货的冲击下，民族资本家发展缓慢，不解决社会结构，小修小补搞调和根本不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

对内，打土豪分田地，土地革命，从农村包围城市，城市公私合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对外，采取“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一边倒”的外交方针，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一切卖国条约的继续存在，彻底清除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特权，坚定地站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海外游子学者看到国家有希望，民族有未来，宁愿放弃国外优厚的待遇，也要回来建设一穷二白的新中国。

白手起家，计划经济起步

建国前，中国经济的总体状况是：工商业结构失调，工业基础薄弱，轻工业和重工业发展不平衡，国民人均收入只有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三分之一，石油、机械、电子等基础工业几乎为空白。在全面抗战前的1936年，在发电量和粗钢产量上，中国是30.75亿度和41.4万吨，这数据还要包括日占东北；日本1936年是271.35亿度和522.3万吨，工业实力已是中国的数倍；不要说与昔日的列强，就连英国殖民地的印度都比我们强，1936年印度的粗钢产量都有88万吨。

计划经济积累生产资料，限制消费，是后进国家解决资源短缺的一剂良方。计划经济下是你有货币买不到东西，市场经济下是你没有足够的货币能买到东西。美国在二战期间，由于所有资源都要为战争服务，消费品都显得紧缺，紧缺了就只有计划配给。第一次石油危机期间，美国对所有石油产品，实行全国配给。都是出于同样的道理。计划重供给，市场重需求，侧重点不同。

工业时代，生产力需要：劳动者——工人，生产工具——机器设备，劳动对象——原料、材料等。普通工人可以大规模培训，技术工人可以老师傅教传带，工程师和科技人才国家可以重点培养，但缺乏制造生产设备等重要生产资料的能力是短时间无法解决的硬伤，只有通过出口以原材料、农副产品等初级产品为主，换取进口生产设备等生产资料获得。

建国之初，由于在抗美援朝中与苏联结成同盟，美国利用巴黎统筹委员会（简称“巴统”，正式名字是“输出管制统筹委员会”，英文为Coordinating Committee for Multilateral Export Controls，包括有美国、英国、法国、联邦德国、意大利、丹麦、挪威、荷兰、比利时、卢森堡、葡萄牙、西班牙、加拿大、希腊、土耳其、日本和澳大利亚17个成员国）等组织和政策工具，对我国进行全面禁运，从苏联进口生产资料和机器设备成了唯一的选择。

在重工业体系基本建成，基础工业原料生产能力满足需要之前，中国不可能依赖进口海量的硫酸、烧碱、钢铁、化纤等原料来生产化肥、农药、农机、布料等等，也没有足够的外汇来建设一个悬在空中的轻工业，所以先重后轻工业化是必然选择。建国后相当长时间内，粮食等主要消费品长期使用的票证制度，非必须消费品（比如香烟、酒等）则用货币高价买卖。中国政府只能省吃俭用，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军事工业的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战略。

在抗美援朝和一五计划时期(1950-1957年)，中国向苏联提供16万吨钨精矿，11万吨锡，3万吨锑，3.5万吨钼精矿，9万吨橡胶以及相当数量的农副产品。从苏联与东欧国家引进的156项重点工矿业基本建设项目（其中有第一批50项是在抗美援朝时期开始的，最后实际施工150项），包括煤炭，电力，钢铁，有色金属，化工，机械和军工等重点项目。中国与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贸易额的比重在1950年为32.4%，1952年为52.9%，1953年是72%。

腹背受敌，大跃进与三线建设

1960年中苏关系破裂后，中美关系又没缓和，中国同时面对两个超级大国的压力。1958年，中国就开始了“大跃进”。中央大规模下放财权，计划管理权和企业管理权，号召地方大办“五小工业”。地方政府积极性高涨，片面强调钢铁等标志性产品的增速，出现了近乎荒唐的全国“大炼钢铁”。工业建设的瓶颈不是靠人海战术能解决的，结果是浪费了大量燃料和矿石，挤占了其他领域的投资和消费。1966年3月，中苏两党关系基本中断，中美两国关系也由于越南战争剑拔弩张。为了备战，党中央决定开展“三线建设”。

中国工业建设全面铺开，沿海的一线，中部的二线，西部和西北部的三线并存，而把三线作为重点建设，“备战备荒为人民”，宁可遭受一些损失也得把沿海容易遭受军事打击的基础工业转移到内地。1969年珍宝岛冲突发生后，为了应对来自苏联的军事威胁，又提出“小三线”建设的思路，各省利用超额完成国家计划的原材料、设备等建设本省自成体系的“小三线”。中国通过“三线建设”，基本形成了交通，电力，煤炭，化工，石油，建材，钢铁等生产部门相互配套，但地域上比较分散的工业体系。

城市人力资源的培养速度大大超过生产资料的积累速度，1960-1970年代组织了三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总计约2000万在城市不能就业的青年劳动力，到约9万个人民公社所属的约80万个生产大队的400万个生产队去“插队”。而除此之外，还有大致相等规模的农村中学生（属于不列入政府就业统计的“回乡青年”）回到2亿社员农户家里去“插户”。“上山下乡”既是一项政治运动，也是一项经济运动，不得已而为之的运动。

1960年，中苏关系破裂后，中国对外贸易的主要对象由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开始转向日本、西欧等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1970年代初，中国巧妙利用美苏矛盾和中国在越南战争中的杠杆作用。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中美关系破冰。在中国改善了同西方国家的关系后，贸易禁运也得以放松。

1972年，中国开始“四三”方案，从美国、联邦德国、法国、日本等国家大规模引进了化肥成套设备、合成纤维成套设备以及制氧、轧钢和发电设备等技术设备，对偏向重工业的工业结构进行补充调整，布局于沿海主要工业城市，以形成产业门类齐全的国家工业体系。大调整带来的好处显而易见、立竿见影，西方化肥设备和化纤技术，不仅使中国粮食产量因此大增、人们吃得更好了，城市人口也第一次有了“的确良”服装，尼龙丝袜和洗衣粉。电视，洗衣机和冰箱新“三大件”消费品的问世。

价格闯关与市场经济建立

中国大量从国外进口设备，国家的外汇一直吃紧。仅1978年一年，就同外国签订了22个大型项目的合同，其金额高达78亿美元，而1978年我国的财政收入，也才不过1132亿元人民币，这么大的窟窿要怎么补？

为提高经济增长、更多出口创汇，进口设备，中国采取的政策手段主要有三个：一是创立出口特区，二是改变银行体系的运作方式，三是放权让利，对企业放权让利和对地方政府放权让利，大量集体所有制的乡镇企业出现。

对于短缺的商品，计划指导价格和市场实际价格必然会有差价。宏观经济过热、国家货币投放量过大在短期内又会造成，过剩的商品价格飞涨。从1985年到1989年全国物价增长分别达到9.3%、6.5%、7.3%、18.8%、18%。1980年代经济秩序混乱、产业结构失衡、企业待遇不公、“官倒”严重等一系列问题显现。

各地方掀起“四热”（房地产热、开发区热、集资热、股票热），导致“四高”“四紧”“一乱”（高通货膨胀、高工业增长、高货币发行和信贷投放、高物价上涨，交通运输紧张、能源紧张、重要原材料紧张、资金紧张，经济秩序特别是金融秩序混乱）。1990年代初，老大哥苏联解体。美国一家独大，不再需要中国制衡苏联，中国经济贸易受到美国，比1980年代更多地限制。中国采取了韬光养晦的政治策略，在国际政治上采取低姿态。美国对中国的战略上，期待和苏联一样“和平演变”的结果，对中国有所制裁，却并未采取极端的做法。

中国价格闯关失败后，1989年至1991年进行了“治理整顿”，即压缩社会总需求，来治理通货膨胀。到1992年，除了电力、通信、石油等少数实行政府定价的产品，绝大部分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价格都放开由市场调节，初步建立起市场经济体制（当时真的是不成功便成仁，放手一搏地改革）。

从卖遍全球，到买遍全球

1993年底，中国外汇储备约为211.99亿美元，减去当时的短期债务余额135.46亿美元后，还剩下76.53亿美元，连平衡当年122亿的贸易逆差都不够。1994年前后，中国进行了几项意义深远的改革，包括外汇制度改革，银行体系改革，土地制度改革和分税制改革，并坚持走外向型出口道路。从1995年下半年开始，加工贸易快速增长，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纺织品出口国和生产国。到1997年出口总额为1826.97亿美元，工业制成品的出口总额为1587.67美元，工业制成品在出口总额的占比已达86.9%。

2001年9月17日，中国结束了加入WTO的所有谈判，两个月之后正式获准加入WTO。加入WTO后，中国“大出大进、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更是突飞猛进，还带动一般贸易的快速发展。贸易顺差暴增，电子信息产业则逐步升级为主力贸易产业。加入WTO当然很好，不需要殖民和炮舰政策就能进一步打开了国际市场，可印度和俄罗斯以及那么多落后国家也加入WTO，为什么就激不起浪花呢？还不是因为，市场规模和工业基础不行！

俗话说饭要一口口吃，各类产业又可划分为第一产业（农、林、牧、副、渔业）、第二产业（重工业和轻工业）和第三产业（广义的服务业）。重工业指主要生产生产资料的各类工业，主要特点是生产规模大，建设周期长，技术装备比较复杂，为农业、轻工业和自身的发展提供能源、材料、生产工具和技术装备，包括化工、冶金、机械装备以及半导体工业等。轻工业则指主要生产消费资料的各类工业，主要特点是生产规模和投资相对小，建设周期短，能源消耗少，劳动密集程度相对较高，包括纺织、食品、造纸、日用化工、日用机械等。

评价生产力水平高低，需要关注的是工业的基干产业（就像树木的树干一样）。基干产业决定了整个社会经济的生产方式，决定了能源、物资和信息的生产和传递方式。不同历史时期基干产业是不同的，比如，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是蒸汽机和钢铁。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是电气、内燃机和钢铁。第三次工业革命则加入了以个人计算机和互联网为代表的电子信息产业。我们正进入第四次工业革命，以物联网、工具人工智能（专业性、工具性较强的弱人工智能）和区块链为代表的信息技术将改变人类与机器、与物交流互动的新方式。第五次工业革命（核聚变发电等也在向人类招手）。

拉美国家执行了多年的市场经济，也没有成功引爆工业革命。东欧国家和俄罗斯改革后完全拥抱市场经济，也没有引爆工业革命，反而去工业化严重，沦为农产品和原材料的出口国。可见，市场经济也不是灵丹妙药，还要有属于国家的目前的“拳头产品”。目前基干产业主要集中在化工、冶金、机械装备、电子信息、仪器仪表等领域。像比利时，瑞士，新加坡之类的小国，集中在某几个基干产业的子产业就能活得有滋有味，大国则是要基干产业的全面竞争，国与国之间政治经济军事的全方位较量。

外国资本看好中国的发展前景，在中国的投资与日俱增。外汇储备等于贸易顺差和外商直接投资的结汇总和。两块叠加，中国的外汇储备就开始暴涨。1993年时还只有区区211亿美元，以后保持了年100亿到200、300亿的增幅，到2001年加入WTO后，就开始以700亿、1千亿、2千亿、甚至4千亿以上的年增量速度往上攀，2006年外汇储备达1万亿成为世界各国之首，2008年近2万亿，而到2014年5月则达到峰值3.9932万亿美元。

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所需的先进的生产资料能从美欧等国购买的越来越少，不是不想买而是买不到，大量高科技的设备、材料、元器件、试剂等都被禁运。之前提到的巴统在冷战后的1994年4月1日正式宣告解散，西方1996年又搞出了个《瓦森纳协定》（包括美国、日本等33个成员国），10大类3000多种产品对中国是禁止出口的。

从经济循环的角度上，中国最需要进口的是能源、农产品、矿产品等原材料和低端工业制成品，最适合出口的是设备、器件和消费品等中高端工业制成品。这意味着对中国而言，核心贸易对象正在逐步发生改变，不再是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而是广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现在其实不缺货币资本，吸引外资已经带不来先进的生产设备和技术。中国自己能造，为什么非得要外资来投资，分一杯羹呢？

农民先苦后甜，工业化彻底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

人要吃饭，农产品的高价格会直接抬高劳动力的成本，进而抬升工业产品的成本、降低利润，影响整个国家工业的竞争力。特别是在工业化初期，这种情况如果长期维持，必然影响工业资本的积累。

中国采取的是农村经济合作化，和粮食统购统销的政策。首先，农村经济合作化有利于避免农村贫富差距扩大。其次，合作化有利于组织劳动兴修水利，有利于积累资金购买农业机械等生产资料，提高农业生产力。最后，合作化有利于实现统购统销政策，为城市工人提供低粮价，降低工业化成本。农民是很苦，以前最羡慕的就是在厂里当个工人。但看待这个问题需要站在国家工业化的立场上，从“先富”到“共富”，国家并没有忘记农民的付出，每年政府的一号文件也都是关于三农的。

为了减少对农村、农民和农业的压力，中国从1961年起从国外进口粮食，相应地减少了工业设备等的进口。1961年全国粮食收购价格平均提高20％，征购量减少25％，加强工业对农业支援，增加化肥、农药的供应。为了让大家在吃上同甘共苦，在城镇长期实施了食品票证制度，这也是粮食短缺下保证相对公平的无奈之举。

1973至1976年，我国南方籼型杂交水稻（育种代表为袁隆平）和北方杂交粳稻（育种代表为杨振玉）良种相继育成，中国从国外购置的大型化肥生产装置也于1970年代末建成投产，粮食产量的增长速度高于人口数量的增长速度（计划生育政策1982年被定为国策）。1984年反倒出现了卖粮难，1985年起中国全面实行合同定购和市场收购。

当年的中国竭尽全力地开荒，围湖造田，围海造田，毁林造田……依然无法遏制人均耕地的急剧下降，吃饭少肉的窘境。没有国家的工业化，没有工业肥料，没有农业机械，没有水利工程，没有农技人员，中国用了7%的耕地，能不能养活17.9%的人口（截止2020年中国人口为14.0129亿，而全世界人口为78.3251亿）？

中国曾是第一次、第二次工业革命的边缘化者、落伍者、挨打者，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后才大规模发动了国家工业化，建立了第一个比较独立、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从封闭工业化到开放工业化；中国又赶上了第三次工业革命，成为后来者、追赶者，通过对外开放融入世界经济，中国首次以世界最大工业国、制造国、技术创新国进入世界舞台的中心，相信没有什么中国攻不下的堡垒！

因为我们这一次，走在正确的道路上，毫不动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