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好中国故事，既是新闻界的责任，也是文学界的责任。新闻纪实也好，报告文学也罢，有故事总会令受众喜闻乐见。但仅仅有故事还是不够的，能够从灵魂深处打动人的故事，必须有思想，有营养，有味道，做到既养眼又养心。就是说，好故事既要入耳，也要入心，既有趣味性，也有思想性。
当然，这里所说的有思想，不是靠作者用标签硬贴出来的，而是从故事的情节中流淌出来的。无论是什么体裁，思想的表达，靠的不是直白而是通透。即便是散文随笔，也需在浅显中蕴含深刻，具有心灵的穿透力，令人有所思，有所悟，品咂后意味隽永。
德国汉学家顾彬，在评价中国现当代文学时坦言，为了趁早出名，为了迎合市场，有些作家不惜牺牲自己的良知，故意去拉长篇幅编造故事，但却不能揭示人的本质，触及人的灵魂，这样的作品，即便畅销也不是文学，而是垃圾。
在他所著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中，鲁迅占据重要的一席之地。他把鲁迅视为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一个尺度，认为鲁迅代表着“中国的声音”，是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作家。思索的勇气和自嘲的能力，使鲁迅不仅成了现代中国最负盛名的作家，而且成了现代中国深刻的思想家，因为鲁迅知道人是什么，并由此影响到语言风格的形成和民族精神的思考。
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只有赋予他们独特的灵性，才能够立起来，活起来，凸出画面，让人一眼就能认出他们，并在现实生活中看到他们的影子，成为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所界定的“这一个”。仅有故事情节，而没有人物灵性，他们的名字就只能是一个符号。故事中人各自的思想交流融汇，就是整个社会的观念形态。这样的故事，就不再是流行一时的谈资，而是具有普遍意义和深远意义的文学作品，一成经典，永不褪色。
鲁迅之所以伟大，就在于他的作品具有直抵人心的艺术魅力。就同他的杂文“论时事不留面子，砭锢弊常取类型”一样，他的小说和散文，笔触似犁，笔力如刀，镌勒明晰，游刃有余。鲁迅是个有故事的人，他的小说和散文自然也有故事，但他笔下的故事，线条既不曲折，情节也不复杂，人物既不高大，语言也不华丽，但却有趣有味有内涵。特别是他刻画的那些人物，如孔乙己、阿Q、闰土、祥林嫂、九斤老太等，每个人物都是从众多类似人物身上提出共性基因，经过整合后塑造出来的，有血有肉有头脑，有棱有角有个性。他们的一言一行，既受自身性格的支配，反过来又刻录为芸芸众生的镜像。看似独一无二的“这一个”，却又是似曾相识的“那一类”。《风波》中的九斤老太，至今还活在我们中间，面对新事物，这也看不惯，那也看不惯，动辄感慨当年如何如何。
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获得者李洱，对讲好中国故事非常用心，尝试用多种方式演绎人世间的悲喜剧。感觉上，李洱就像是一个笑傲江湖的弄潮儿，既标新立异，又不忘传统，接地气，有人气，趣味性与思想性在其作品中得到了内在的统一、恰当的呈现。其代表作《花腔》《遗忘》《应物兄》等，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如果说《花腔》是多调式转换的风云人物串台戏，那么《遗忘》则是多棱镜投射的灵魂穿越故事会，而《应物兄》上场后，就更是热闹得不得了。这部小说融各门类知识于一炉，信息丰富而又睿智，幽默风趣而又鲜活，蕴含的思想性也就不言自明了。
有评论说，李洱的小说，故事精密、感觉精到、语言精致、人物精细，未免有些溢美，也过于笼统，但就《应物兄》的架构和内涵来说，这部小说确属高难度的尝试，在表现手法的新潮性和洞察世相的深刻性之间实现了有机统一，改变了先锋文学的不及物、没人味状态。
文学的触角不能游离于人间真情，要直面人生。洞悉世相，知人性、说人话是内功，是作家观察社会、透析人性、解剖自己的过程中修炼出来的独家功夫。
故事人人会讲，情趣各有不同。这里的情趣，可以是煽情的，催人泪下；可以是惊悚的，使人恐怖；可以是悬疑的，令人关切；可以是科幻的，助人想象。不论是哪类体裁或题材，仅靠文笔藻饰，“美文腔”十足，缺乏思想呈现，不过是肥皂泡而已，发人深省的故事更见功力。文学大家的故事之所以讲得好，是因为他们具有独到的思想表达技巧，能让人从他的作品中看到你我他的原形，触摸到真善美或假丑恶的质感。
古今中外的文学史话一再告诉我们，那些为了迎合世俗，为了吸睛刷流量，为了出名、赚钱求卖点的故事，可以走俏于一时，可以畅销于市场，却不见得能成为传世经典，唯独有思想的作品，才打动人心，深入人心，从而超越时空，流芳百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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