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14日，青岛警备区司令官刘安祺接到蒋介石的密令，撤离青岛，到台湾待命。经停海南，两个月后，刘安祺率部在高雄登陆。
从青岛撤离之时，刘部搬走了大批重要战略物资，日后助推了台湾的经济发展。除了国民党中央银行青岛分行储备的黄金，还有青岛啤酒厂的生产机械设备，台湾公卖局啤酒厂用它生产出全岛最畅销的啤酒品牌——台湾啤酒。
撤退之前，国民党军队还从上海秘密运来两万公斤炸药，准备炸毁青岛。在众多有识之士的劝阻下，刘安祺改变了主意，作为山东人，他想在本地留个好名誉，美丽的青岛得以完好无损地保留下来。
随刘安祺一同撤退的还有一个山东籍上尉军官，郎丰津，1923年生于潍坊，1941年考取张学良创办的东北大学，1949年入伍，枪还没捂热，就去了台湾。
郎丰津蛮有意思，其他国民党军官撤退时，都乘机抢掠，携带一箱黄金或白银，他只带了一箱青岛啤酒、三块大洋，以及有孕的妻子上船。他妻子毕业于东北大学化学系，晕船厉害，只好花两块大洋租了一个舱位，当那箱啤酒喝完时，船就靠岸了，有农民卖水果，台湾产的香蕉好大只，他又用剩下的一块大洋买香蕉。
就这样，“潇洒哥”郎丰津携妻踏上台湾时，已经是身无分文，住在眷村，日子很苦，他忙于部队事务，家中重担落在妻子肩上，为补贴家用，她去补习学校做教师，后来还成了台湾最好的化学老师。
7年后，郎丰津又添一子，此前妻子已育一子一女。小儿子出生时，算命先生说：这个孩子活不过12岁。不祥预言的阴影，时时笼罩在这个体弱多病的孩子的头顶——扁桃体发炎、一周三次的抗生素注射、吃各种药片。
这个倒霉孩子叫郎咸平，自小敏感孤独：
我爸爸是个军人，他经常在部队里，很少回家，一个月偶尔回家一两次，他看我总是不顺眼，总是找我的错。他的脾气极坏, 我和他很难相处。记得小时侯从来没见过爸爸对我笑过，而我对爸爸从小就怀着很深的敌意。
妈妈很疼我，但她在补习班教书非常忙，没有时间陪我。
姐姐也对我也非常不友好，我跟姐姐处得也很糟糕。不要说她应该照顾小弟弟，可她常常以大欺小指挥我干这干那，家里有点好吃的，她不仅占有一份，有时连我的一份她也要霸占过去。我晚上一个人在家看电视，姐姐一回来，一定会把电视抢过去看自己喜欢的节目，只要我有意见，她一定会和我大吵一场。
我哥跟我关系不错，他常帮我，他说我这人小时候怪里怪气的，我想从小孤独应该是主因。
作为家中最小的孩子，本应被呵护，但郎咸平的回忆如此阴暗，这给他的成长及后来三观的形成，涂抹了“怪异”的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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