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马哈鱼

黑龙江是著名的中俄界河，在我国境内的干流长2821公里，下游经由阿穆尔河（Amur）注入鄂霍次克海。中俄两国的渔民共同在界江从事捕捞活动，共享鱼类资源，大马哈鱼是其中关注度最高的特色鱼种。

国人对大马哈鱼并不陌生，它是一种溯河洄游性鱼类，幼鱼在海中发育3~5年，成年后可达4.4~10公斤，平均长度60cm，一生只繁殖一次。每年秋季白露过后，成群的大马哈鱼便进入洄游高峰期，最终抵达我国的乌苏里江、黑龙江、松花江等水域产卵。换言之，我国是大马哈鱼的鱼源国。

注：红色椭圆框内为大麻哈鱼的主要鱼源国

据资料记载，黑龙江中有鱼类106种，大马哈鱼是其中名气最大的鱼种之一。黑龙江被誉为“大马哈鱼之乡”，沿江渔民深受大马哈鱼的馈赠，此鱼经济价值高，历史渔获量大，是渔民重要的收入来源。

大马哈鱼之所以被视为“鱼中贵族”，一是因为个头大，单条鱼平均重3~4公斤，出肉量高，而且肉质鲜美，营养丰富；二是因为鱼籽价值不菲，大马哈鱼一生只产一次卵，一枚卵子足有黄豆般大小，直径7mm左右，色泽通红透明，是制作鱼子酱的上等原料，其制品畅销美国、日本、俄罗斯市场。

就是这样一种商业价值极高的鱼，在黑龙江却出现了“资源骤减”的现象，以至于自然资源濒临崩溃，黑龙江渔民也因此痛失“财富密码”。

大马哈鱼究竟经历了什么？

根据黑龙江水产局的统计，在上世纪50年代，大马哈鱼的捕捞量曾高达59.58万尾，总重2085吨，创造了诱人的经济效益。巅峰时期的1963年，渔获量还曾创下过128.6万尾、4501吨的傲人成绩，这反映出当时的资源相当可观。

70~80年代，大马哈鱼的资源开始不再坚挺，产量波动起伏极大，高产年份可捕60万尾（1976年），低产年份只有3万尾（1981年）尾，渔获量还不到100吨。到了90年代，这种趋势进一步恶化，渔获量多集中在30~100吨的区间内，往日盛况一去不复返。

伴随着渔获量减少的，则是亲鱼洄游面积的流失。在90年代初期，业内专家曾对大马哈鱼的储量进行过调查和估算，得出的结论却令人惋惜。

当时，我国保有的大马哈鱼产卵场达420万㎡，每平方米理论上可产生2.24公斤的增殖量，由此可计算出：我国潜在的大马哈鱼捕捞量应为200~250万尾。但90年代的实际捕捞只有1.8~13.7万尾，平均值为4.5万尾，远低于调查得出的估值。很显然，大马哈鱼资源已经陷入了明显的衰退之中。

黑龙江各地渔民也道出了实情。历史上，大马哈鱼洄游的现象很普遍，绥芬河的抚远、饶河、虎林、萝北以及黑河等地，都曾存在大马哈鱼的产卵场。截至90年代，很多产卵场开始消失或者消退，例如：汤旺河、饶力河连续多年鱼汛消失，黑龙江萝北江段在1999年只产出5条大马哈鱼，2000年时产量归零，这反映出了亲鱼产卵场的变迁。

更令人担忧的是，90年代的大马哈鱼也显示出了“难产”的迹象，具体“证据”表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是肥满度下降，亲鱼个体变小。据检测，雌鱼的肥满度系数下降至0.87，雄鱼则下降至0.91，大马哈鱼的平均体长、平均体重也都显著减小，和60年代的大规格群体差距明显。

其次是亲鱼的产卵能力降低。根据张觉民等学者的研究，1963年时大马哈鱼的成熟系数为15.6%~19.7%，但90年代时平均只有14.5%，雌鱼性腺成熟度差，平均排卵量不到3600粒/尾，卵子小型化的问题也非常突出。

大马哈鱼的危机

诸多调查表明，90年代是大马哈鱼资源锐减的关键时期！这一悲剧究竟是如何造成的呢？

我国渔民作为传统开发者，自然负有一定的责任。国内形成了捕捞大马哈鱼的庞大队伍，专业船网发展到340~370只，配合三层挂网实施流刺网作业，捕捞对象全是远道而来的繁殖群体。多数渔民本着“能捕尽捕”的原则，重视捕捞但缺少资源养护，这是资源量减少的重要原因。

同样后患无穷的还有水质污染。2005年11月，约100吨硝基苯等苯类物质流入松花江，江面形成了80km的污染带，对黑龙江的水质造成了不利影响。诸如此类的污染事件均不利于大马哈鱼的繁殖——受天性影响，亲鱼只在遍布卵石（石块）、水质清洁的水中掘坑产卵。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主要原因：黑龙江下游的拦捕。事实上，能成功洄游我国的大马哈鱼只是九牛一毛，充其量只占洄游资源的一个零头。早在下游的阿穆尔河，绝大部分大马哈鱼就已经遭到了大规模捕捞，河口的产量远非我国所能比肩。

资料显示，能成功洄游到中俄界江的鱼群约占总群体的5%，越往上游洄游，雄鱼的比例越低。在河口处，雄鱼占比为43%~47%，繁殖能力最佳；从河口上溯1500km处，雄鱼占比仅剩13%，繁殖能力大降。凭借着天然的地缘优势，俄渔民每年能稳定捕获上千万尾的大马哈鱼。

联合国的统计数据显示，大马哈鱼的年出鱼量维持在20~30万吨左右。以2010年的登记量为例，这一年的总产量为31.1万吨，对应着9100万尾成鱼。其中，日本的产量最高，独自占50%（北海道是重要的大麻哈鱼产卵地，且资源量丰富），俄罗斯和美国各占25%。

简单计算可知，俄罗斯的渔获量约为2275万尾，是黑龙江历史最高产量的17倍。因此，从鄂霍次克海洄游到黑龙江的这批大马哈鱼，基本都进了俄罗斯渔民的“口袋”。

这种说法不无道理，而且还有实例佐证。在2011年，日本核泄漏事故引发海水污染，导致西北太平洋的捕捞业受到影响，俄罗斯在当年暂停了对大马哈鱼的捕捞。同年，黑龙江出现的鱼群便开始大幅度增加。而到了2012年，俄罗斯恢复的渔业生产，国内监测到的亲鱼数量再次锐减。这说明，下游的捕捞确实会影响上游的繁殖情况。

在各种威胁之下，黑龙江的大马哈鱼已经陷入危机，驼背大马哈鱼更是在多条支流绝迹，2007年时监测到的数量不到10尾。同年，我国将大马哈鱼列进了第一批重点保护的水生动物名录，资源恢复迫在眉睫。

黑龙江上游放流60年，全是在给俄罗斯“做嫁妆”？

为保护大马哈鱼，我国采取的措施主要是增殖放流，即人工孵化鱼苗后再放归到自然水域。我国的放流历史可追溯到60年前，哈尔滨水产实验场率先在乌苏里江放流鱼苗。数十年来，抚远市已累计放流3400多万尾，东宁市放流1400多万尾。

有人可能会认为，我国的放流是“出力不讨好”，4年回归后大部分还是会在下游被拦捕。事实上，放流鱼苗是一件多方获益的活动，我国也不例外。例如：在2015年的放流效果评估中，我国的实测回捕率达到了0.295%，这表明放流确有成效。

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坚持放流还能增加我国的“资源权重”。前文已提到，我国是大马哈鱼的鱼源国，而增大放流力度、提高资源的贡献比重，恰恰有利于我国获得前往公海捕捞的“入场券”（即获配额）。若真如此，那将是一个皆大欢喜的场面，也将是对黑龙江放流的最大回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