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抑的攻击性，可以投射给陌生人，并可能通过远离人的方式保护自己；也可以投射给鬼怪，并祈求上天的保佑，脱离威胁。同样是投射给他人，如果这个“他人”不是别人，而是自己最亲密的人，比如，父母，同时，自己年龄又小，离开父母绝对不行，更主要的是，父母好像也没做啥出格的事，没打自己，连骂自己都很少，相反，父母对自己还挺好，他们会对自己说，只要你过得比我好，在自己有啥想法可能对父母造成妨碍时，他们也似乎不计较，只要你开心，我怎么的都行，蛮奉献的。即便他们不开心时，也只是做出一些“看看我看看我”之类的事，基本没有过激表现。就算他们有需求，也会忍着不说，生怕说出来，会增加我的负担。这么好的父母，打着灯笼都难找，我怎么能对他们有敌意呢？接下来，“我”的心理历程可能是这样转换并找到解决办法的：
首先，“我”会为自己辩护，不是“我”坏，而是父母坏。但在理智状态下，这种想法站不住脚，于是，梦就来帮忙了。在《梦的解析》一书中，弗洛伊德说了这么一个梦：“一位患有强迫性神经症的学生，记得在他6岁时，一直重复做这样的梦：‘他到理发店去剪头发。一位身材高大、面容严肃的女人走向他，然后把他的头砍下来了。他认出这女人就是他母亲’。”
弗洛伊德称这种梦为“儿童阉割的梦”，我不敢苟同。书中也没有更多的有关这个梦的解释以及这位学生的情况说明，这恰给我们提供了释梦的空间：案主在没有“做坏事”，仅仅去理发的情况下，头就被妈妈给砍下来，这说明：1、妈妈对他有敌意；2、妈妈的敌意是不可测的。
而妈妈的敌意，则可能是他自身敌意的投射，这从他有强迫症就能得到验证。把自己的敌意投射给对方，就是在为自己辩护。“我”恨妈妈，是因为妈妈对“我”不好，不是“我”不好。妈妈的敌意不可测，可能说明，妈妈表达敌意的方式很隐晦，甚至被爱包裹着，让人看不出来恨，但又让人不舒服，都不知道不舒服是从哪里来的。但把敌意投射给妈妈，对于孩子来说，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被人砍头，原本就可怕，何况是被自己亲妈砍？如果是别人的话，他可以躲开，但他没有能力躲开自己的妈妈。跟一个不知道何时就可能“砍”了自己的人呆一起，那不得疯掉么？怎么办？
其次，“我”会为妈妈辩护。此时，他必须要让自己相信：他想错了。妈妈不会那么坏，不会“砍”了自己。这样，就不需要战战兢兢，更不会被吓疯掉。既然妈妈没那么坏，他又把妈妈想那么坏，坏的人就只能是自己了。他不愿去恨妈妈，但恨却总是泛起，这说明，自己不是一般性地坏，是相当地坏。万一自己的坏被妈妈发现了怎么办？
第三，“我”设法去掉自己的坏。通过压抑，不去想，是做不到的，根本压不住，完全是一种失控的状况。面对失控的局面，人们会设法转换成可控的局面。
一个有社交障碍的女高中生，她不能解决社交问题，觉得这是不可控的，然后，她就开始转换：减肥，强迫性地减肥。她的逻辑是：我社交受阻，是因为我太胖，只要瘦了，问题就解决了。减肥就可以让自己瘦，而减肥是可控的，自己知道该怎么做。但问题的根源不在她胖，因此，即便她瘦了，社交问题还是没解决。她不会意识到她走错了方向，反而认定自己努力不够，不够瘦，于是，继续加大减肥力度。其实她已经很瘦了，风都可以吹倒。
要去掉心里的“坏”，则更是不知道该从何下手，也只能转换，转换成可以下手的。如果把内心的“坏”比喻为脏，那么，他就可能会因此出现洁癖，他需要反复地洗手。
元末明初的一个叫倪瓒的画家，他就洁癖得厉害，除了洗手，他还需要给院子里的树洗澡，而且需要反复地洗，直到把树给洗得生不如死，最后，树死了，才罢休。他之所以这么强迫，是因为洗手也好，给树洗澡也罢，都是一种替代的行为，真正的“脏”在他心中，是无论如何也洗不掉的，但可以通过接纳的方式去和平共处。洗不掉，就得反复洗，这就是强迫症了。
弗洛伊德并没有说那个学生的强迫行为是啥，我们还是可以合理地推断，其强迫行为跟去掉内心的“脏”是有关的。这说明：当孩子把自己的敌意投向父母时，由于害怕，他们又把敌意拿回来，就像投射到镜子上的光被反射回去一样，然后从自己身上做文章，如此，局面才可控。为了能做文章，他还需要把原本不知道该做啥的事，转化为替代的、自己能够做点啥的事。恰恰由于替代，头痒了去挠脚，无论怎么挠，头痒依然，只能反复挠，变成强迫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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