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队的牛

陆锦洲 自1969年大同初中毕业后当兵7年。退伍后求学，一直在基层工作至退休。©本文经授权后发表，转载请联系本公众号编辑授权。

生产队里那条牛

生产队里南北向的一条土路上，常年印刻着两根深深的牛车轮子压出来的车辙，车辙像两根蜿蜒的平行线，相扶相随着走过池塘，穿过竹林，直到消失在土路的尽头。那是队里的小牯牛辛勤劳动的见证。在我年幼的时候，第一次认识了小牯牛，就是在这条土路上。记得那天小牯牛在路边吃草，在小孩子的眼里，小牯牛俨然是个庞然大物，我生来胆小，尽管小牯牛悠闲地吃草，绝对没有侵犯人的意思，但我还是不敢靠近他，只好站在远远的地方观望。有些胆大的男孩既然敢于爬到小牯牛背上玩耍，甚至用一根芦苇轻轻地抽打着小牯牛屁股，小牯牛一点也不恼，有时见矮小的孩子爬不上牛背，他还会主动低下头来，让孩子们踩着他的头和牛角爬到背上去，他悠闲地吃草时，背上驮着二三个小男孩，那是寻常的事。

记得那几年由于连年自然灾害，粮食严重歉收，社员的口粮出现短缺，人们不得不挖野菜，摘树叶补充口粮，度饥荒。上级发出了生产自救的号召，生产队长便组织起队里的社员到北海滩上去薅蒒草。

蒒草是海滩上的一种野生植物，与芦苇一样起到固沙养滩的作用，在丰年的时候，人们会对他不屑一顾，可是现在是荒年，蒒草的籽磨成粉后便成了百姓的口粮，虽然口感不好，而且不容易消化，但在荒春三月的时候，哪里还顾得上这些，蒒草的穗很小，产量极低，一根蒒草穗子只有五六颗细细的紫红色种子，但为了度过饥荒，人们不得不起早贪黑地去薅草，薅蒒草有一种专用工具，即在一根竹子做的把柄上装一段木头的横扛，上面装了一排铁钉，便是薅蒒草的应手工具了。

每天清晨，当我还在睡梦中，总会被土路上传来的‘哐当，哐当’的声音吵醒，那是队里的华林爷爷赶着小牯牛，拖着那部破旧的木轮牛车向北海滩出发了。

连着柴禾的蒒草被一起拉回来后，队里便组织老年纪的妇女把蒒草穗子摘下来，摘蒒草穗子的妇女们细心得一颗也舍不得被落下。摘了穗子的蒒草柴禾便是小牯牛的饲料，或把其做成堆肥，用来肥田。小牯牛用一冬春的辛劳，终于让饥饿的人们可以有食果腹了。

队里的华林爷爷是祖传的养牛户，家里最多的时候养着三条牛，可是传到他手里的时候不知什么原因就剩下一条小牯牛了。进社那年，华林爷爷牵着小牯牛乐哈哈地入了社，小牯牛便成了队里的集体财产，每年的春耕生产，小牯牛成了队里不可缺少的重要劳动力，常常看到已经开田的水田里，华林爷爷挥动着皮鞭，发出高昂的吆喝声，在田里来回不停地耕耘着。身后留下一片黑色的泥浪。

年复一年，小牯牛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辛勤地耕耘着，人们怀着希望播种着，丰收的果实里有着小牯牛的功劳和汗水，人们也关心着，心痛着小牯牛，俨然把他当作队里的一分子，为他建起了挡风避雨的牛棚，每到秋季，备足了过冬的饲料，并在饲料中忘不了加些花壳（棉籽壳）和豆饼。

很快，时间来到了六十年代中期，由于种种原因，那年的春耕备耕工作没有及时到位，再加春雨绵绵，眼看时令已过谷雨。而在这个急得要命的时刻，华林爷爷的气喘病又犯了，躺倒了，没有驾牛人，这个春耕怎么进行。队长急得嘴巴上全是水泡。队里的昌伯说让他来试试，可是套上了铧犁，随你怎么吆喝，还是用鞭子用力抽打，小牯牛的四条腿像四根柱子立在那里丝纹不动，后来队长拉了牛绳，牵着在前面领路，这样才勉强歪歪斜斜地跑了二圈，小牯牛又站着不走了。累得队长和昌伯两人都出了一身的臭汗，直喘粗气，看来今年的春耕是指望不上这头断命的小牯牛了。

这时蹲在一旁的我姑父，站起来走到队长旁边，用几乎听不到的声音说，能不能让我试试，在劳改农场我弄过牛。队长瞪着眼看着姑父，一时拿不定主意，倒不是怀疑姑父的话里有假，因为凭姑父当时的身份，谅他也不敢用谎话来戏弄队干部，而是担心把队里唯一的宝贝耕牛交给他这个劳改释放犯是否合适，一旦有个三长二短，有谁担得起这个政治责任？但春耕生产是当前的燃眉之急，也只好硬着头皮一试了。但是队长还不敢一个人作主，试想，如此重大的事情，队长能一个人作主吗？为了谨慎起见，队长就在田边召集几个队干部开起了紧急会议，大家普遍认为，把整个一条牛交给一个刚刚释放的劳改犯肯定是不合适的，但苦于没有人能驾牛耕地，也只好试试看了，不过必须需要重申的是，如果一旦出了什么问题，须由队委会集体承担责任，会议还郑重地作出决定，我姑父只可以驾牛耕地，不负责喂养，饲养仍旧由华林爷爷带病坚持，并严格规定，在耕地时不许抽打耕牛，只许吆喝吓唬，因为这是社会主义的牛，是集体财产，绝不允许一个劳改释放犯借此发泄阶级仇恨，为了更加安全起见，姑父在耕地时，队里还必须安排一个民兵在田边监督，包括耕牛休息时‘牛蘸汪’（洗澡）也交由民兵负责，绝对要保证小牯牛的生命安全，制度定好后，我姑父开始撑犁了。

一贯低三下四缩着脑袋做人的姑父，在小牯牛面前既然挺直了腰，昂起了头，随着一声昂扬的吆喝，小牯牛便奇迹般地迈开了四腿，拉着犁耙，笔直地向前走去，我突然发现，姑父在小牯牛面前获得了做人的尊严，象个男子汉了，姑父把皮鞭甩得啪啪地响。一件十分棘手的难题终于破解了，整个春耕季节，姑父与小牯牛为伴，影形相随。

常常早晨起来，我便会听到姑父驾牛耕地的吆喝声，吆喝声动听而悠长，好象是姑父在和小牯牛进行着心灵的交流，又象是朋友间的互动，配合默契。在蒙蒙细雨中，小牯牛四条腿在前面走，姑父二条腿在后面跟，小牯牛全身被雨水淋得油黑发亮，姑父戴着斗笠，披着蓑衣，如果不去考虑当时的政治因素，这一牛，一犁，一人的情景，那是一幅多么生动，和谐的春耕图。

整个春耕期间，对于姑父来说，是一段过得平静而舒心的日子，队里有什么政治活动时，再也不会担心被人反剪着手推上台去挨斗了，更不会被冠于这样那样的罪行，作出各种违心的交待认错了，如果说这是紧张的春耕生产帮的忙，倒不如说是小牯牛的护佑，如果小牯牛当时谁的吆喝都听从了，这犁田的事还会落到姑父头上吗，为此，我对小牯牛又增加了三分的敬重。

从此以后，每年的春耕夏种都少不了由姑父来犁田了，当初坐在田埂上监督的民兵也撤掉了，小牯牛犁田累了休息的时候，姑父抱上一捆草头或青芦苇让小牯牛享受，也不会受到指责了。

可是，几年以后，大队里置办了手扶拖拉机，开始走农业机械化道路了，广播里也在宣传耕地不用牛，点灯不用油了，小牯牛在农业生产中的地位倾刻从高处跌落下来，队里便商量着要将小牯牛卖了，经多方联系，终于有了买主，对方是江南山区的一个农村大队，通过讨价还价，最后商定六百元成交，那个年代的六百元，实在是一笔不得了的巨款，队干部们暗底下高兴，长期缺少生产资金的困境终于可以走出来了。

没想到正式交接的时候，大队里提出小牯牛的产权属于大队所有，售牛的款项理当属于大队收入，折勝了半天，队干部们着实空欢喜了一场。至于这笔六百元的巨款后来派了什么用场，大家就不得而知了，听有人私下里议论，说是一大半被夜里的值班干部酒肉穿肠过了。

小牯牛被买主领走的那天，现场的气氛特别的沉闷，队里的所有老老少少都聚集在打谷场上，小牯牛被牵在打谷场旁边的一棵老树下，队长为他抱来了一捆山芋藤，也许这是小牯牛在老家享受的最后一次晚餐了，场地上静得毫无声息，连最活泼好动的孩子们今天也懂事了起来，停止了追逐打闹，姑父一个人默默地坐在不远处，脸上布满了休戚和依恋，眼中似有泪花闪烁，毕竟是相依相伴的好伙伴就要远走他乡了。

小牯牛正式上路了，大家目送着他离开，小牯牛走得很慢很慢，他也留恋这条他曾千百次走过的小路，留恋这片他流下过多少汗水，辛勤耕耘过的土地。人群里传来了妇女的抽泣和男人的叹息声。

小牯牛走了，从此耕地全靠大队里收费的手扶拖拉机来维持了，每逢春耕到来时，各生产队都抢着需要耕地，大队还专门安排一名副大队长统筹这件事。

手扶拖拉机一般安排二名人员轮流操作，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还是有人特地定的规矩，拖拉机手中饭是要队里有酒有肉招待的，而且下午还要往地头送小点心。中饭时还得有队干部陪吃，再加上分管的副大队长，有时还加上前来检查生产进度的大队主要领导，每顿总会有一小桌吃饭的人，也不知为什么，常常拖拉机在那个队耕地，大队检查生产进度的领导们总是会在开中饭的时候转悠到这个队。队长为这事还发过火，但没有办法，毕竟是有求于人家，而且那个年代能当拖拉机手的都是有点社会背景的人，几乎清一色的都是大队干部子弟或者是亲戚什么的，得罪不起啊，若稍有待慢，或招待不周，那可是有好果子你吃的了，要么安排到耕地的日子，迟迟不见人机到地块。要么到了地里说拖拉机出故障了，在那里拨弄上半天，即使上午没有耕成地，但中午饭是必须的。更有甚者，耕了一个地中心便草草完事了。管你队长恨得在地边跳脚，他们不管不顾，扬长而去。队长只好另行安排社员用钉耙将地的四角另行深翻。

每到这个时候，大家会不约而同地想起了小牯牛和我的那位姑父，想起他们任劳任怨，默默地耕耘的那些年，那些月，那些顶着风雨的时日。

可是小牯牛永远回不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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