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胜前讲解考古学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22年第10期P64—P65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摘自《读书》2022年4期，徐鑫摘

许多人可能都有一个疑问，考古学有什么用？不同时期考古学的作用并不相同，考古学的作用实际上决定了它的发展方向，是不能不重视的，当下中国考古学需要考虑不同的“用处”问题。

一百年前，瑞典地质学家兼考古学家安特生发掘了河南渑池仰韶村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国考古学界通常把1921年视为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开端。实际上，单就重要考古发现而论，20世纪三大文献发现，安阳甲骨、敦煌古卷、流沙坠简，都始于1900年前后，只是此时还没有正式的田野考古发掘。若以中国人自己主持考古发掘为标志，则要从1926年李济发掘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算起。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出现是以田野考古的开端为标志的。现代考古学又称“科学考古学”，其内核是科学，即以客观的态度发现并分析古代遗留下来的实物遗存，同时运用合乎逻辑的方法，揭示真实的人类过去。由此，考古学形成了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前现代的（或称考古学的前身）与现代的。

中国考古学的前身是金石学（西方是古物学），金石学兴起于北宋时期。金石学家吕大临在《考古图》的开篇就讲到了金石学的宗旨：“观其器，诵其言，形容仿佛，以追三代之遗风，如见其人。”金石家寻找的是一种意识形态，或者说理想社会的思想基石。换个更简洁的表达，就是“道”，实现理想社会的道。此前都讲“文以载道”，道只可能存在于语言文字之中，而金石学暗含的主张是“器以载道”（或称物以载道），道在器物之中。

器以载道是金石学暗含的前提，其实也是考古学预设的前提，其间的区别在于对“道”的理解不同，以及解读方式存在差别。“道”是一定历史时期社会生活的产物，是社会思想观念高度凝练的表达。所有这些观念是通过物质呈现的，并且与物质相交融，因此，对考古学来说，器以载道应该是合理的前提。

现代考古学有三个源头：以探索人类起源与演化的旧石器—古人类考古（19世纪中期形成）、以重建民族史为中心的新石器—原史考古（19世纪早期形成）以及古典—历史考古（18世纪晚期形成）。现代考古学的形成是一个“除魅”的过程。但现代考古学在除魅的同时，实际上也在根据时代精神“制魅”。

一个最显著的例子发生在旧石器—古人类考古领域，涉及人的古老性的问题。按照《圣经》的教义，人是上帝创造的。以宗教为中心的意识形态是组织社会至高的“道”，人深深地陷入宗教编织的种种束缚之中。考古发现远古的石器遗存，同时伴生有人类和灭绝动物的化石，引入地质学原理的考古学逐渐厘清地层的形成过程与年代，把人类起源的年代大大提前。与此同时，受到进化论的影响，考古学逐步明确人类演化的阶段，以实证的方式支持人是演化而来，而非上帝创造。宗教创世论崩溃，随之崩溃的是整个意识形态体系，社会组织之“道”由此可以变革。

新石器—原史考古是重建史前史的主要力量，它也是近代欧洲民族国家的重要推手。民族作为“想象的共同体”不再只是一种想象，而是能够立足于具体物质材料之上的证明。考古学由此参与到近代民族国家的建构之中，它提供了民族国家存在的文化心理基础：我们之所以是一个民族，是因为我们有共同的祖先。当然，正因为其中存在建构的性质，也成为考古学容易被滥用的部分，纳粹主义、帝国主义利用这一点为其扩张服务，种族主义由此将种族优越论合法化。这也让我们今天保持警醒。

制魅的过程并不只有这些，古典—历史考古也有贡献。18世纪开始，英国的有钱人经常会送青年子弟到欧洲大陆旅行。“大旅行”在培养西方文化的精英，他们获取西方文化的地方就是古代物质遗存。“器以载道”在这个意义上说，“道”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一种可以通过物的鉴赏学习的审美标准，是一个社会广泛分享的思想观念。

回顾一下现代考古学的诞生，不难发现它的形成与近代欧洲社会的发展密切相关，同时也会发现其中考古学三个分支所发挥的现实作用。它们都指向社会构建的意识形态或精神基础，指向新的社会组织形式（民族国家）。简言之，现代考古学是时代的产物，也是现代社会的参与者，它的作用体现在现代社会的构建上。

具体地说，现代考古学与许多其他学科一起贡献了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形成的意识形态根基。与现代考古学伴生的有一系列重要的关联因素：西方文化、资本主义、民族国家等，它们构成现代考古学的人文背景，并且嵌入其中。当现代考古学传到诸如中国这样的后发国家的时候，这些因素的异质性就会突显出来，由此产生一系列问题。

20世纪六七十年代，过程考古学开始流行，它代表极端现代性取向的考古学。过程考古学非常强调跨文化的比较，寻求建立文化适应变迁的统一机制与规律。过程考古学的主张其实暗合美国扩张主义的理念，美国考古学要建立以它为中心的世界考古。过程考古学试图构建起一个客观的体系，把世界各地不同的文化安放在里面，这个“自然的秩序”具有天然的合理性，这个秩序的构建者与维护者都是美国。某种意义上说，它正在把社会现实自然化与合理化。

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后现代思潮的推动下，西方考古学在欧洲出现了“人文转向”，后过程考古学登上学术舞台，考古学似乎进入了第三个阶段：后现代时期。如果从范式角度来看，后过程考古学具有一套不同的本体论、认识论与价值论，它不认为物质遗存材料是客观的，将之视为在历史情境中早已为文化意义渗透的东西。由此考古学的目的不在于解释机制，而是要理解情境关联，其价值在于意义的阐释。通过阐释，属于过去的物质对象与社会现实就联系起来了。离开了当下的参照系，就谈不上对文化传统的阐释。也正因为如此，考古学可以直接贡献于当代的社会建设。

人文转向后的考古学把物质遗存不再简单视为人类行为的遗留，而是认为在历史进程中物质已经为文化意义所渗透，人与物已经交融在一起，并不是客观之物。换句话说，物质是文化的载体，文化就是物质本身。这一观念与金石学惊人地相似。物质遗存承载了文化，包括文化的精髓——“道”。于是，随着考古学看待物质遗存方式的改变，考古学的作用也必然改变。

回到当下中国的具体情境中来，考古学的作用似乎止于提供人们茶余饭后闲谈的资料、休闲旅游的目的地。考古学的作用叫作“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文化需要”。人民为什么需要这样的东西呢？

人民需要的是文化！而承载文化的正是物质遗存，它是古人生活的直接遗留，比反复传抄的文本更直接、更具体。科学考古学有非常强的现代性，它不认为物质遗存在提供历史信息之外另有价值。但金石学并非没有合理的地方，它的认识论比较落后，但是其本体论还是有意义的，物质遗存中融入了古人的文化。当代考古学出现人文回归，这是对科学考古学的纠正，物质遗存的研究本来需要科学与人文两个角度。考古学不是仅仅为重建过去、证明某些历史规律提供材料，而要传承与弘扬文化。

如果从“器以载道”的观念再来看考古学，尤其与当下中国的发展结合起来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考古学的作用会有巨大的改变。这里我们不妨以中华文明探源研究为例来说明。对于许多研究者来说，所谓中华文明探源，就是要研究国家的起源，去寻找国家的三要素：城市、金属冶炼、文字。这个以西亚为中心提炼出来的文明的标准很长时间成为中国研究者的圭臬。当文明的标准不那么绝对之后，大家似乎对什么是文明陷入了混乱。其实，我们的研究一直忽视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维度，就是文化！这正是考古学可以贡献于当代中国社会的地方。

所谓中华文明探源，除了探究国家或是社会复杂性的起源之外，更重要的是探寻中华文化的形成。这里“文明”有另外一层含义，即一种以意识形态（通常是宗教或核心思想）为中心形成的文化体系。这个意义的中华文明，它决定所有中国人如何看世界，包含着所有中国人存在于世的意义根基，确定何为善，何为美。中华文化的根本精神不是口口相传的说教，而是实实在在的生活。这些生活的遗留就是考古学研究的物质遗存。考古学从这个意义上开展中华文明探源，就把历史与现实贯通起来，让考古学可以服务于当代中国的文化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