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气污染治理成功案例

马军一直有着“环保斗士”的称号。

20世纪90年代的媒体从业经历让他开始关注中国的污染问题，2006年马军创立了公众环境研究中心（IPE），致力于推动环境信息公开和污染防治。20多年来，已经成为生态环境部特邀观察员的他与伙伴们一直致力于收集、整理和分析环境信息，每天他都会坚持在社交平台上公布当天的空气情况、雾霾区域等。

马军认为，大气污染治理需要社会广泛参与，环保方面的监测数据大规模地公开，体现了中国向污染宣战的政治决心。

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主任和创始人马军 图/受访者供图

政府部门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加强环境治理

新京报贝壳财经：你是因为什么契机开始进入环保行业？为什么决定成立公众环境研究中心?

马军：20世纪90年代中期，媒体从业经历让我有机会到全国主要流域，开始关注到水资源短缺、水环境污染、水生态受损等环境问题。1999年，我结合多年采访调研，写成《中国水危机》一书。在探寻解决方案的过程中，我感觉到大规模环境污染背后有复杂的社会经济因素，想要真正解决它，需要广泛的公众参与。作为公众深度参与的前提，信息公开就成为推进环境保护的一个关键因素。

2004年，互联网在中国快速普及，于是我判断，可以通过IT技术，更加高效地推动公众知情和参与。2006年，我创立了公众环境研究中心，第一个项目就是开发建立水污染地图公益数据库，里面收入了政府部门所发布的水质信息、排放量信息，还收集了污染源超标违规记录，结合地图呈现，希望便于公众理解。这也是现在“蔚蓝地图”的前身。之后，我们的环境数据逐渐扩展到空气、固废、危废、海洋、垃圾、塑料，近年还扩展到低碳、生态等更多领域，形成了蔚蓝地图环境数据平台。

马军：公众对环保的参与度提高了，企业最重视了，我们收集数据也比之前更容易。过去十年间，从中央到地方政府部门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强环境治理，在政府主导下，企业也逐渐开始更多地发挥出主体作用，公众也有更多、更广泛的参与。我们公众环境研究中心成立之初，当时的中国正在面对着极为严峻的环境形势，环境污染包括空气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海洋污染以及生态退化、森林草原退化等，也包括了资源的不可持续利用。

从社会对环境问题的认知来看，发生了巨大的转变，这里也有若干标志性的事件。比如，2011年左右，雾霾在多个地区频频发生，广大市民通过互联网、社交媒体的发声，表达对呼吸健康空气的渴望。中央回应民众的呼声，修订了《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开始监测和发布PM2.5和臭氧等重要污染物。有了强大的民意支撑，2013年我国出台的《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纳入了许多此前难以想象的强有力措施，在之后又发布了“史上最严”的新环境保护法，并开启蓝天保卫战。

新京报贝壳财经：近几年，我国的空气质量有何变化？

马军：十年来我国大气污染治理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 PM2.5平均浓度从2015年的46微克降到2021年的33微克，历史性达到世卫组织第一阶段过渡值。空气质量改善不仅反映在数据上，在我们和中国环境记协举办的“指尖上的环保”公益活动中，公众随手拍从反映雾霾和污染问题，到现在越来越多看到蓝天回归。目前共收集150万张带有空气质量水印的照片，从民众视角充分反映出，在我国许多城市和乡镇，蓝天正在一步步从奢望变成常态，公众的蓝天获得感和幸福感大幅提升。

开展绿色供应链和绿色金融，采用市场化手段推动企业绿色低碳转型

新京报贝壳财经：未来十年我们应该如何把握蓝天的主动权？

马军：未来十年是非常关键的。现在北京的空气质量以及周边的空气质量，改善幅度非常大，PM2.5年均浓度从2013年的每立方米89.5微克降至2021年的33微克，今年到目前的累计均值不到30微克，周边有的城市的年均值更是直降上百微克，这对公众健康保护和生活质量提升都有巨大作用。

但我们需要认识到还是存在着一些问题，比如说，一些重点地区重污染天气还没有完全消除，一些不利的气象条件下，依然会出现雾霾这种空气污染的问题。另外还有一些地区，臭氧的问题有所加重。这些问题，都是我们需要去努力解决的。

问题的解决是需要借鉴前期十年大气污染治理的成功经验，以充分监测和发布作为基础，完善多元参与的治理机制，提升预警应急和健康提示能力。同时，从污染物排放和温室气体排放两个维度确定并披露污染源。

后期，我们还要和双碳行动结合起来，减污降碳要协同增效。借助双碳行动的结构调整，为能源产业结构调整和低碳的转型提供的强大的动力，推减部分降碳，然后确保在2030年前实现高质量的碳达峰，同时实现空气质量的进一步改善。

通过更加广泛的社会参与，调动市场力量，推动产业、能源、交通、民用等领域的结构调整，经过测算，中国的绝大多数的城市都能够实现达成10微克以下的PM2.5，这样非常高的一个标准，就能够推动健康中国和美丽中国。

新京报贝壳财经：在一些发达国家气候政策回摆的情况下，我国应该如何去坚持应对气候变化？

马军：我国的大气污染有一个快速改进的过程，但在其他发展中国家，实际上大气污染是在加重，像印度，空气污染是非常严重；全球气候形势也非常严峻，极端天气频发，包过极端高温、极端低温、极端干旱、极端降水等几类，这也会使得很多地区空气污染加剧。

在这种情况下，我国正通过构建碳达峰碳中和“1+N”政策体系，积极推进双碳进程。但我们也要认识到，全球很多经济体的重心也在确保粮食和能源安全，供应链安全稳定、经济增长这样的一个方向上，有些国家和地区对近期目标进行了调整，这些额外增加的排放会对巴黎协定所设定的控制全球的温升在2摄氏度以内、争取在1.5摄氏度以内的目标带来巨大的压力。在我们收集的数据中可以看到，2021年全球碳排放出现了历史最大反弹，今年整体趋势依然不容乐观。

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更需要推动企业来发挥出它的主体作用。作为世界工厂，我国碳排放总量里有68%和企业的生产活动相关联。我们正在通过蔚蓝双碳地图的构建，协助企业和金融机构开展绿色供应链和绿色金融，更多地采用市场化手段推动企业绿色低碳转型。从巴黎到格拉斯哥，越来越多的企业做出了零碳的承诺，但是否落实，需要加强监督。同时，我们也需要推动公众去广泛地参与治理大气污染、水污染，通过公众的广泛参与，支持政府出台相关的政策和法规，加强监管，提高气候治理力度。

同题问答：

过去十年你所观察行业最大的变化？

马军：党的十九大提出“构建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环境治理体系”。信息公开是治理体系中不可或缺部分。在大方针的引导下，这些年，中国在环境信息公开方面，可以说是取得了一个历史性的进展。

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在做水资源、水环境相关工作的调研时，最大的感受不是污染退化严重，更主要的是获取相关信息非常困难。我做完调研后只能到国家图书馆翻阅相关的专业期刊杂志，在一些文献中寻找蛛丝马迹。

2006年，我们建立公众环境研究中心，在第一年，我们只能收集到2000条环境违规的记录，但如今已经累计达到260万条，还有大量的监测数据都在实时公开状态，包括环境监测的数据、污染源监测的数据，我们可以实时收集到这些数据，每天也在300万条以上。最初，我们的数据是完全来自于政府部门，现在，多个部门开始推动企业自行披露，这些都有助于促进未来更大规模的公众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