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末年大瘟疫给中国历史带来了哪些影响

这是《大瘟疫》系列的第一篇：东汉末年世纪大瘟疫

东汉建安二十二年（217），是一个充满死亡和悲伤气息的年份：“建安七子”中的在世五子，陈琳、王粲、徐干、应玚、刘桢，竟在同一年全部去世。加上之前已被曹操处死的孔融，以及早逝的阮瑀，这一年后，“建安七子”连同他们的飞扬情采、璀璨文辞一起，就成了世间绝响。

建安五子死于同一年，连死因也是一样的：时疫，也就是当时正在流行的瘟疫。根据曹植在《说疫气》一文中的记载，这一年，瘟疫流行导致“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这意思是说，家家户户都有人去世，家家户户都有痛哭声，而且经常有全家死去，甚至全族灭绝的情况。

建安五子去世后的第二年，曹丕也在写给心腹吴质的信中沉痛地回忆：“昔年疾疫，亲故多摧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可言邪！谓百年已分，长共相保，何图数年之间，零落略尽，言之伤心”。

建安五子都依附在曹魏旗下，和曹丕、曹植常年交游、诗文往来，由此成就了以“七子、三曹”为核心的邺下文人集团。在中国文学史上，他们上继两汉、下启魏晋，是继往开来的重要人物。七子一去，中国文坛顿时沉寂。

同一年去世的汉末名人，还有东吴大都督鲁肃，死亡原因同样是“时疫”，享年46岁；还有司马懿的哥哥司马朗。这一年，魏军伐吴，行进到居巢（安徽巢湖时，瘟疫开始流行。时任兖州刺史的司马朗，一直在军中亲自巡察、问药，结果自己也感染得病去世，享年47岁。

河南许昌，建安七子雕塑

二

其实，这场瘟疫并不是在217年才有的。最早的记载是汉安帝元初六年（119年）的“夏四月会稽大瘟”，之后每隔几年就爆发，一直持续到晋武帝咸宁元年（275年）“十一月，大疫，京都死者十万人。这是一场从东汉中后期开始到三国末期，持续150多年的超级大瘟疫，建安二十二年（217年的爆发），只是这场世纪大瘟疫中的寻常一幕。

这150年间，中国平均不到五年就会出现一次疫情，其中有几个时期频度特别高：汉安帝时期，2.5年一次；灵帝时期，2.6年一次；建安末年，2年1次；曹魏时期，1年1次，孙吴后期，1年一次。而且瘟疫覆盖范围极广，从黄河中下游的洛阳一带中原腹地，到长江中下游的湖北荆州、安徽合肥、南京，甚至江南会稽郡，西北陇右（甘肃一带）都有疫情发生。

瘟疫引发了饥荒和战争，饥荒和战争又加剧瘟疫。一个半世纪中，中国损失了将近十分之九的人口。汉恒帝永寿二年（公元156年），全国户数是1607万多户，人口5006万多。到280年三国归晋时，全国总户数只有149万多，人口则剩下560万零200多。

汉末大瘟疫

三

这汉末百年大瘟疫，究竟是什么病？当时的人们，把它称之为“伤寒”。史载，这种疾病的主要症状是：由马牛羊等动物作为病毒宿主传播，具有强烈传染性；患者往往会高热致喘，气绝而死，有些患者还有血斑瘀块；发病急而且猛，死亡率很高。

这显然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伤寒”，现代医学专家认为，它很可能是流行性出血热，一种死亡率高达50%以上的烈性传染病。

它因何而起，又是从哪开始的？

根据竺可桢先生的研究，东汉末年是一个气候剧烈变动的时代。汉桓帝延熹年间，“阴阳易位，当暖反寒，春常凄风，夏降霜雹”；汉灵帝光和六年（184年）冬“北海、东莱、琅邪井中冰厚尺余”；汉献帝初平四年（193年）六月“寒风如冬时”。除此之外，雹、霜、雪、严寒等极端天气的记载，不绝于史。

气候失常是自然灾害的祸源。 据《中国历代天灾人祸表》记载，从安帝永初元年（107年）至献帝建安末（220年）的113年间，中国共发生水灾34 次，旱灾 35 次，蝗灾 19 次，以及其他不计其数的自然灾害，直接破坏了农业生产。然后，饥荒来了，“ 人多饿死”、“饥民相食”。

瘟疫和饥荒是一对如影随形的孪生兄弟。当人们由于缺少粮食而极度饥饿时，为了生存，就会改变饮食结构，去捕食野生动物或吃掉那些不明原因死亡的动物尸体。而这些动物身上，特别是动物死尸身上，极有可能就潜藏着人类没有特异性免疫力的致病病原体。鼠疫、 SARS、禽流感、埃博拉病毒……都是这么来的，新冠应该也是。在医学技术落后的古代，瘟疫一爆发，很轻松就能清空一座城市。

另外，汉末瘟疫或许还有更具体的起源：塞外草原。两汉时期，频繁对北方草原民族战争，游牧民族渐渐不敌，便使出了大杀器——萨满巫师。据《汉书》记载，一名匈奴俘虏曾说：“闻汉军当来，匈奴使巫埋羊牛所出诸道及水上以诅军。”在匈奴人看来，这是巫师用病死牛羊之类污秽邪物发动的诅咒，但这种行为真正的杀伤力，显然是病毒。

萨满巫师

四

在寒冷的东汉末年，每年都有北方人口大规模南迁。这就加速了瘟疫传播，随着北方人流入江东、荆州、益州等地，瘟疫便传到了南方地区，进而蔓延全国。

瘟疫和饥荒、战乱交织，加上汉末皇权衰弱，外戚干政，宦官专权，地方军政长官坐大成为诸侯，使得汉帝国统治秩序崩塌，国家机器瘫痪。而那些丧生于瘟疫和战乱的大量尸体，也便无人处理了，王粲在《七哀诗》中称“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曹操在《蒿里行》诗也有描绘：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绝人肠。”到汉献帝时期，汉帝国已经是名存实亡。之后，中原进入了一个长达三百多年的大分裂时代，期间只有西晋二十多年的短暂安定和统一。

这场大分裂的直接起点，是从光和七年（184年）开始的黄巾起义。汉灵帝时期，171年、173年、179年、182年连续爆发大规模瘟疫。这时，便出现了一些以符水方术为人治病的方士。张角、张梁、张宝三兄弟就是方士，他们在用咒符水以给人治病的同时，趁机广纳信徒，建立了太平道。短短十几年间，信徒就达到了几十万。

中平元年（公元184年），张角喊出“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的口号，自称“天公将军”，率领几十上百万信众发动武装暴动，史称“黄巾起义”。

在张角等人妖术惑众、搅动天下的时候，也有一位仁心医者，始终战斗在救治瘟疫病人的第一线，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的医圣张仲景。

张仲景出身于一个大家族，族人多达200余口。但从建安初年开始，不到十年间，张氏家族竟有三分之二人口死于瘟疫。张仲景因此痛下决心，潜心研究瘟疫诊治。

建安年间，张仲景游历各地行医，并借此实践总结了自己多年的医学研究经验，耗数十年之力，最终写成了《伤寒杂病论》这部不朽巨著。南北朝名医陶弘景曾说：“惟张仲景一部，最为众方之祖。”由传承自张仲景的医术，东汉三国之后，中国再没有爆发过死亡超过1000万人的瘟疫。

伤寒杂病论

五

汉末大瘟疫甚至影响了历史关键节点的走向。

赤壁之战，由于《三国演义》的影响，大众的认知中，似乎都是诸葛亮和周瑜借东风火烧曹操战船而胜之的桥段，但事实是，由于曹操军中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军还。”事后曹操在答孙权的信中，又说“赤壁之战，值有疾病，孤烧船自退，横使周瑜虚获此名”。又说“军数征行，或遇疫气，吏士死亡不归，家室怨旷，百姓流离。”

后来的三国战事中，也屡屡有被瘟疫打断的情形。魏文帝黄初三年（223年），魏将夏侯尚、曹真率军包围江陵城，眼看着就要攻下来了，这时曹丕却忽然下令退兵。事后他解释缘由称：“⋯⋯贼中疠气疾病，夹江涂地，恐相染污⋯⋯。”这意思是说，江陵城中发生了瘟疫，为避免受到传染，魏军不得已放弃了即将到手的胜利。

次年，吴将诸葛恪率兵伐魏，“夏四月，围新城，大疫，兵卒死者大半。秋八月，恪引军还。”这次是吴军一方士卒患疫，死伤大半，战斗力严重损伤，不得不撤兵。

那些曾被白骨遮蔽的旷野

六

瘟疫还深刻地影响了汉末魏晋人们的心理状态。

读汉末两晋文学，总有一种巨大的悲伤、深邃的痛楚。它是“潜寐黄泉下，千载永不寤”，它是“出郭门直视，但见丘与坟”，乃至于“古墓犁为田，松柏摧为薪”，连一具白骨也不能留下……然而，对魏晋士人而言，也许是瘟疫对生命的摧残和剥夺太多寻常，所以死亡似乎成了再平常不过的事，所以，他们比千百年来任何时代的人，都更能坦诚地直面死亡。

因为深感命运无常，魏晋士人们醉酒、放歌、服药、滥交……但放浪形骸的底色是无比的痛苦，而最真性情的生命魅力，高韵与深情、风骨与气，也就在这短暂人生中得以尽情绽放，直至淋漓尽致。在去世之前，他们甚至会给自己写挽诗：“荒草何茫茫，白杨亦萧萧。严霜九月中，送我出远郊”：这是汉语诗歌中最深邃的精神内核之一：生命最动人、最高远的时刻，就因为存在着“终有一死”的知觉。

最后要说的是，同时代的罗马帝国，也正在遭遇一场大瘟疫。延熹九年（公元166年）九月，大秦王安敦（罗马皇帝安东尼）使团来到中国有关系。同一年，罗马军队远征西亚胜利回国，也把西亚的瘟疫带到了欧洲。在此后20年内，这种欧洲人前所未见的怪病，席卷了整个罗马帝国，导致大约300万人死亡。

魏晋风度

下一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