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曲“大江东去,浪淘尽”冲击了北宋词坛，一改以往靡艳风格，苏轼也自然成了豪放派代表人物。
豪放风格以充沛激昂甚至悲凉的感情融入词中，写人状物以慷慨豪迈的形象和阔大雄壮的场面取胜，代表作有《江城子》（老夫聊发少年狂）、《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等。
苏东坡之所以被后世众论者尊为“豪放派”之鼻袓，主要还是由于他的一些描写自己的抱负与理想的词作，抒豪情、言壮志，确实表现了与众不同的慷慨豪迈的气质，领词风转变之先河，如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寄，一樽还酹江月。
苏轼以前的词为应歌之曲子词,多写男女相思，写花间酒下的伤别。苏轼词抒发磊落纵横豪放之襟怀，摆脱花间词婉转之态。为激越、豪放充分表现作者的人格个性，如《赤壁怀古》“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是一开始就在上下几千年、绵亘数千里的宏大境界上展开，开阔动荡、雄壮勃发,在这样浩渺的时空框架中，发出人生短暂、功名虚幻的感叹，把人生挫折的懊丧引向高远之处.这种人生哲学虽然缺乏激烈抗争的力量,却也反映了苏轼不甘沉沦的高傲性格.。又如《江城子•密州出猎》：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岗.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全篇洋溢着一股报国杀敌的豪情,热切浓烈、意气奋昂,给人一种豪气干云天的冲动感觉.
苏轼一生都宦海沉浮.指点河山,兼济天下是他的理想.这种儒家最基本的处世思想,促使着他汲汲奔走于仕途之中.想当年科场得意,天子赏识,一时仕途似锦,怎不令人意气奋发?何况是“奋厉有当世志”的苏东坡,目空四海,夸口“致君尧舜,此事何难?”也是可以理解.于是“聊发少年狂”时,作一作“西北望,射天狼.”的豪放词,便也是顺理成章了.
既使是现实生活,个人悲愁,也能从个人的情感上升到理性的旷达,而非花间婉约的缠绵.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惟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曾有古人论《水调歌头》：“此词前半自是天仙化人之笔.” 足见对其评价之高.词中作者俯仰古今变迁,感慨宇宙流转,揭示睿智的人生理念.全词通篇咏月,却又处处关合人事,充溢着浓厚的哲学意味,是一首自然与社会高度契合的感喟作品.上片借月起兴,下片用月寄情.开篇, “明月几时有”一问,排空直入,笔力奇崛,有《天问》遗风.其下数句,笔势回折,跌宕多姿.“把酒问青天”,“今夕是何年”,又是一种对永恒存在的追寻；它说明作者在儒道的出世与入世,之间深自徘徊的困惑心态.到后来“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三句,便又豁然开朗,在这永恒的时空里,人之离合与月之圆缺,自古亦然.既知此理,便不应自怨自艾,对圆月而生无谓的怅恨.最后“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向世上所有遭受离别痛苦的人们,发出深深的祝愿,真是此句一出,境界自高.苏轼把词的题材取向从应歌回归到表现自我,并从现实生活中撷取创作题材,故苏词多为感事之作,在创作上用记实手法写自己的人生感受,使词的抒情贴近现实生活,词中的抒情人物形象与创作主题也由分离走向统一对应.使词的创作走向正视现实、面向社会和真实人生的大道,极大地拓宽了词的取材范围. 而综观宋词,浩如烟海,但占最重分量的还是那些婉约缠绵之作.这其实与词的起源和发展直接相关.词本来就是用来让歌女们吟唱的,而歌女们最爱唱的,当然是能够打动人心的缠绵悱恻之句了.
因而在苏轼作词之前,宋词的词风自然是非婉约莫属了.当苏轼作词之时,柳词早已是如日中天了,有市井处便有柳词.缠绵婉约已不只是柳词的特点.而是当时宋词的总体风格了.而作为宋代最伟大的文学家的苏轼,却没有使自己的作品落入传统的牢笼.于是,宋词也从此踏上了革新的道路. 苏轼作词始于他的诗技较成熟时期.在词作的创作上,他结合了大量的诗歌技法
词不一定都是豪放派，但多数是，因此被归为豪放派代表。
苏轼词风可分三类：
1、豪放风格。这是苏轼故意追求的理想风格，他以充沛激昂甚至悲凉的感情融入词中，写人状物以慷慨豪迈的形象和阔大雄壮的场面取胜；
2、旷达风格。这是最能代表苏轼思想和性格特点的词风；
3、婉约风格。苏轼婉约词的数量在其词的总数中占有绝对多的比例，这些词感情纯正深婉，格调健康高远，也是对传统婉约词的一种继承和发展。
豪放派，形成于中国宋代的汉族词学流派之一。北宋诗文革新派作家如欧阳修、王安石、苏轼、苏辙都曾用“豪放”一词衡文评诗。第一个用“豪放”评词的是苏轼。据南宋俞文豹《吹剑续录》载：“东坡在玉堂，有幕士善歌，因问：‘我词何如柳七？’对曰：‘柳郎中词，只合十七八女郎，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执铜琵琶，铁绰板，唱大江东去。’公为之绝倒。”这则故事，表明两种不同词风的对比。南宋人已明确地把苏轼、辛弃疾作为豪放派的代表，以后遂相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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