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悟空兄弟合葬墓介绍,福建省南平市顺昌县宝山主峰上的墓葬

孙悟空兄弟合葬墓，即齐天大圣和通天大圣合葬墓，位于福建省顺昌县县城西北部的宝山主峰上。孙悟空兄弟合葬墓位于海拔1305米的宝山主峰南天门后。

双圣庙始建于元末明初，建筑面积大约18平方米，庙内是一座并立着两块石碑的古代合葬墓，墓宽2.9米，深1.3米，如果是真的，墓形呈八字形外撇。两块墓碑并立在高出地面0.43米的墓台上，碑高均为0.8米。左碑上方横刻“宝峰”两个楷书小字，中间竖刻“齐天大圣”4个楷书大字，大字下端横刻“神位”两个小字，碑文外框以浮雕如意卷草装饰；右碑竖刻“通天大圣”4个楷书大字，大字下端横刻“神位”两个小字，碑文外框以浮雕如意卷草花纹装饰。

孙悟空兄弟合葬墓早于吴承恩《西游记》成书200年，是古代名著《西游记》的重要实物佐证。

孙悟空兄弟合葬墓历史记载

“齐天大圣”孙悟空是海内外华人熟悉的神话人物，而“通天大圣”孙悟空却没有在明代小说家吴承恩的《西游记》里出现过，几乎无人知晓。经过研究考证，在元末明初蒙古族戏剧家杨景贤撰写的《西游记》杂剧里寻找到了“通天大圣”这一形象。

杨景贤撰写的《西游记》杂剧里有一段孙悟空的自白：“小圣弟兄姊妹五人：大姊骊山老母、二姊巫枝祗、大兄齐天大圣、小弟通天大圣、三弟耍耍三郎”。

另外，“齐天大圣”墓碑上方刻有“宝峰”二字，而“通天大圣”墓碑上则略去此二字，弟从兄意非常明显；再者，“齐天大圣”墓碑上的装饰图案较之“通天大圣”的墓碑更加丰富讲究。由此可以断定，双圣庙内的两块墓碑表明这是孙悟空兄弟的合葬墓。

明代小说家吴承恩在撰写小说《西游记》的过程中，为刻画突出人物个性的需要将齐天大圣的名号用到了通天大圣的头上，并将传说中的通天大圣兄弟姊妹所拥有的高超本领全部集中到了齐天大圣一个人物身上，从而塑造了一个广为后人传诵的神话英雄人物。

孙悟空兄弟合葬墓重大意义

孙悟空兄弟合葬墓的发现意义重大，这是历史遗存的有关文字资料之外不可多得的重要实物佐证，是研究西游故事主人翁转换和成型的重要实物资料。

闽北、闽东乃至福建各地至今保存下来许多祀奉齐天大圣的庙宇、神位，但以其原型“通天大圣”为膜拜对象并以墓的形式保存下来的古代遗存仅发现这一处。

孙悟空兄弟合葬墓孙悟空原型

西域胡僧

“猢狲”为“胡僧”的讹称。当时，西域普遍信仰佛教，唐僧在西域碰到几个胡僧是不稀奇的。中国老百姓向来有把一些名字喊转的习惯，比如，当年“韩国人”硬是给喊成“寒苦人”；照此推理，把“胡僧”喊成“猢狲”，也是可以理解的。在中原人眼里，胡人体毛发达，把他们看成猴子，即为“猢狲”。而且，胡人性格直爽，跟“悟空”也很像。综上所述，孙悟空原型为胡僧。研究学术，有时候不能钻书本，《西游记》作为市民话本小说，本身就是个通俗的文学作品。

唐代高僧

孙悟空的俗家姓名叫车奉朝，公元751年随张光韬出使西域，因病在犍陀罗国出家，公元789年回到京师。释悟空较玄奘晚了40多年，但是他的出境地点也始自西安，回来时在西域从事翻译和传教活动多年，留下了许多事迹和传说。有学者认为，在“取经”故事漫长的流变过程中，人们逐渐将释悟空的名字与传说中陪同唐僧取经的“猴行者”的名字联系并捏合在一起，逐渐形成了“孙悟空”的艺术形象。

石磐陀

哈尔滨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锦池在研究取经故事流变过程后得出结论，认为孙悟空的现实原型为《三藏法师传》所载玄奘西行最困难时所收胡人弟子石磐陀。

理由是：孙悟空之于唐僧和石磐陀之于玄奘，

(1)向导作用相类；

(2)解决危难作用相若；

(3)行者身份相同；

(4)师徒间微妙关系相似；

(5)石磐陀乃胡僧，胡僧与“猢狲”音近。

在宗教思想指引下，“唐僧取经，胡僧帮忙”易传为“唐僧取经，猢狲帮忙”，从而为玄奘取经故事的神魔化提供了契机。

2003年10月29日，在山西稷山县青龙寺内发现的“玄奘取经图”，其绘制时间比《西游记》成书时间早近百年。大名鼎鼎的齐天大圣孙悟空“诞生”于东胜神洲傲来国花果山山顶一块仙石之中。关于它的身世原本在《西游记》中“历历可考”。

可是却有媒体报道，专家通过对陕西榆林石窟中的壁画《唐僧取经图》进行研究后发现，壁画中一位紧随唐僧的尖嘴猴腮的胡人正是孙悟空的原型。此文提出，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段文杰先生曾撰文指出，图中的猴形人即孙悟空原型，名叫石磐陀，其家乡在今甘肃省安西县锁阳城一带，所以孙悟空应该是甘肃人。

无支祁

中国神话中的水怪。他的形状像猿猴，塌鼻子，凸额头，白头青身，火眼金睛。他的头颈长达百尺，力气超过九头大象。

《太平广记》卷四六七引《戎幕闲谈》中有详细的无支祁的传说。无支祁的故事，至少流传了五百多年以后，才出现了唐僧取经的故事，其中最早写唐僧取经故事的，是明初蒙古族戏曲作家杨讷（字景贤，号汝斋），所作杂剧今知有十八种，现存《刘行首》和《西游记》两种。杨讷的杂剧《西游记》，写民间传说唐僧取经的故事。元代戏曲作家吴昌龄的杂剧《唐三藏西天取经》中，出现了孙悟空的形象，且有“无支祁是他姊妹”语。可见孙悟空的人物塑造，已经借鉴了无支祁的形象。

无支祁的故事，广泛流传八百年以后，吴承恩才加工整理《西游记》，象《太平广记》这样的大书，喜采民间传说的吴承恩，不可能不读，正象鲁迅先生说的，“明吴承恩演《西游记》，又移其神变奋迅之状于孙悟空。”宋元以来，禹伏无支祁的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家喻户晓，吴承恩的《西游记》问世以后，无支祁的形象，逐渐为孙悟空替代。

如果说，元杂剧中的孙悟空形象是受无支祁影响，吴承恩笔下的孙悟空则是无支祁的化身。无支祁被大禹锁在龟山足下，孙悟空被如来佛压在五行山下；无支祁形若猿猴，孙悟空本来就是猴像，其“搏击腾踔疾奔，轻利倏忽”之状亦无异。

外来轮

鲁迅认为孙悟空源自淮涡水神无支祁，胡适却认为其原型是印度神猴哈奴曼。

胡研究员介绍，《西游记》成书后，虽流传数百年，但普通读者对于其中人物故事的来源演变一直不甚了了，活像它本来就是“石头缝里蹦出来个孙猴子”一样。直到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开一代先河，“孙悟空”究竟是何方神圣，才作为一个严肃的学术问题摆在桌面上。

鲁迅认为，魏晋以来，佛教典籍的翻译渐多，所以印度的故事也在民间广泛流传，文人们喜欢其新颖奇异，于是有意或无意中使用，于是这些故事慢慢变得中国化。具体到孙悟空的人物形象，鲁迅则认为应当来自中国民间传说，他举唐朝人李公佐小说中的怪兽———淮涡水神无支祁为证，认为孙悟空是由此演变而来的，从而认定孙悟空的原型来自中国本土。

胡适对此看法不同，他说：“我总疑心这个神通广大的猴子不是国货，乃是一件从印度进口的。也许连无支祁的神话也是受了印度影响而仿造的。”他在印度最古老的史诗《罗摩衍那》中找到一个神猴哈奴曼，认为这才是孙悟空最早的原型。陈寅恪论证孙悟空原型确系哈奴曼，甘肃壁画中的图案却表明《西游记》故事在唐代已有流传。

上世纪初敦煌学的建立，为《西游记》人物故事的流变又增添了一些新的形象史料，主要是壁画，既有单人徒步，身背背架的图像，又有类似“猴行者”的胡人牵马随行的图像，可见人物故事是经过历代增益的。近几年日本有些学者又提出孙悟空形象源于佛典的说法。他们在一些佛教典籍中找出有关猕猴、猿猴或猴属护法神将的记述，认为它们才是孙悟空的原型。

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段文杰发表《新发现玄奘取经图探讨》，重点对甘肃现存的六组西夏时期的《玄奘取经图》进行了探讨，并介绍说类似故事在唐代已在民间流传。五代后周时期，扬州寿宁寺藏经院内还保存着一壁画《玄奘取经图》，当时人们叹为“绝笔”。这幅壁画最晚是后周作品，惜寺院已毁，壁画无存。

但是随着学术界探究，以及对改革开放以来的全盘西化风潮的反思，学术界已经不支持哈奴曼说。孙悟空他追求自由，而哈奴曼讲究的是服从他人的命令，光是性格哈奴曼就跟孙悟空不一样，怎么能说他们相似。民国时期至今的民族虚无主义十分严重。某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这些文学家的言论，大肆宣传民族虚无主义，这是十分不可取的。出自于对民国大师身份的尊敬，很多人至今仍然不加考证地随意断言孙悟空源自哈奴曼，事实上大部分人却连佛教跟婆罗门教，印度教的基本关系都没搞清楚。在中国传播的众多佛教故事中，虽然有选择性地引入了一部分婆罗门教中的人物，却没有任何关于猴神哈鲁曼的痕迹。

目前来看，学术界是支持本土说和混血说，孙悟空无疑是只来路有序并杂有各种思想的中国本土猴子。起源于中国本土，老家在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