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元盛世的场景

检阅有唐一代的皇帝，唐玄宗应当是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位，共计四十四年之久。其中开元时期从713年至741年，跨越了二十九年时间，也正是这二十九年，让唐玄宗成为一位彪炳史册的帝国之君，当后世史家用“开元盛世”来概括这段大唐帝国的黄金岁月，唐玄宗李隆基，已经用自己的半世功名追比自己的曾祖——唐太宗李世民。

其实，对比“贞观之治”和“开元之治”我们便会发现，产生盛世的因子都是相同的，那就是观念、素质、人，如果说贞观之治出现在连年战乱、大唐基业未稳之时，那么，当开元之治出现，大唐的历史已运行百年，有了厚重的积淀，在这样的背景下呈现出的盛世模样，势必更加绚丽夺目。

当然要消弭后武则天时代长达九年时间造成的影响，这是雄心勃勃的唐玄宗李隆基要完成的重要一役。九年时间，看似是宫廷的纷争，但已经足够形成一股污浊的社会风气：大量“斜封官”的出现，直接的后果就是破坏了官场的生态，卖官鬻爵，尸位素餐，拉帮结派，成为开元初期大唐官僚集团必须割除的痈疽，而冗官冗费造成的财政负担更是让这位新即位的李隆基忧心忡忡；与此同时，奢靡之风也呈现出愈刮愈烈的态势，单说安乐公主那件明艳逼人的“百鸟裙”就极尽奢华，“正看为一色，旁看为一色，日中为一色，影中为一色，百鸟之状，并见裙中。”一时间，引得长安贵妇纷纷效仿，猎户们遂大规模地捕杀珍稀鸟类，以至于“江岭奇禽异兽毛羽，采之殆尽。”一件百鸟裙引发如此恶劣的竞奢之风，至于大修园林别馆、极尽饕餮之欲，更是可想而知。

事实证明了唐玄宗李隆基对“开元”这个年号所倾注的心力。和武则天的武周时代不同的是，李隆基自即位之日起，就希望将这个确定了的年号一路精耕细作下去，他对武周朝频繁更换甚至一年数变的年号不以为然，在他看来，年号的混乱体现的是一个帝王治世思维的混乱，他希望能像他的曾祖父苦心孤诣的“贞观”年号一样，慎终如始，将“开元”做得载入史册。正是在这样一种治世雄心之下，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年轻有为的皇帝雷霆万钧的行动。

即位伊始，玄宗便刮起了一场自上而下的去奢从俭之风。开元二年（714）七月，唐玄宗颁布了一道敕令：将宫中的乘舆服饰、金银器玩集中于殿前，一并焚毁，规定内宫妃嫔以下者，不得佩戴金玉饰物不得衣着锦绣，违者重罚，同时，关闭了专供御用的织锦坊；不久，第二道敕令接踵而至，规定文武百官司所用衣带及酒器、马衔、马蹬，三品以上许用玉器，四品官用金器，五品用银器，其他官员禁止使用美玉金银。妇女装饰随其夫或子品级而定，各地不得采琢珠玉，禁止织紝奢华绣品，违反规定者，一律杖责一百；同年九月，唐玄宗再发敕令，严禁厚葬，规定送终之具不得用金银器物，冥器等物的色数及大小均有明确要求，与此同时，他还率先垂范，下令撤销了皇陵的特殊供应，并将陵墓的规制框定在具体的范围内；更令满朝文武看到这位皇帝的治世决心的，是他将妃嫔以下一千多名宫女放还归家。当熊熊燃烧的火焰烧掉浮华奢靡之气，当徒耗青春的深宫怨女终于重返桑梓，嫁为人妇，这个一路从刀光剑影中登上皇座的年轻皇帝，从执政之始，就给大唐子民打开了一个盛世可期的想像空间。

当恢复谏官史官参加宰相议事的制度成为常态，当一道《整饬吏治诏》将基层的刺史县令纳入严格的考核范围，当“有善必赏，所以劝能；有罪必诛，所以惩恶”成为升贬黜陟的重要准则，上层建筑与社会经济的裂隙也随之得到调整，而也正是基于这样一个前提，“开元之治”才呈现出四面开花的格局。

首先，是重农务本政策的强势推进。

开元之初，政府的勒索、豪强地主的土地兼并，使得大唐中央政府的负担者——均田农民承受的负担越来越重，甚至到了“天下户口，逃亡过半”的程度。要知道，大唐帝国的经济基础就是均田制度，它的权力依存于均田农民的人数，为了挽救中央政府的财政危机，扭转积贫积弱的状况，已经不能再增加农民负担，必须和豪强大族争夺土地和劳力。在此背景下，从开元九年至十二年，利用四年时间，玄宗采纳监察御史宇文融建议，令有司“议招集移按诘开巧伪之法”，并任命宇文融为全国覆田劝农使，下设十道劝农史和劝农判官，分头到全国各地检查黑地和豪强荫庇的客户，并将检括上来的土地全部没收，按均田制分给无地客户使用，对于“帐外”人口，一律登记在册，就地入籍，免去六年租庸调，只交户税。这项政策的施行，很快便立竿见影，短短四年时间，便“得户四十万，田亦称是，得钱数百万贯”，以惯例户均五口计，八十万即得人口400万，这既是劳动力的根基所在，更是国家财税的重要根基。

为了保障农业生产，玄宗的开元时代也成为一个大举兴修水利工程的时代。早在开元初年，京兆尹李元紘就不惜得罪贵族官僚，拆毁多处封堵，使郑白渠畅通无阻，而玉梁渠、甘泉渠、灵长渠等工程更是灌田数十万亩，据统计，开元时期共兴修水利工程50余项，相当于唐朝水利工程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以上，有力地解决了农业灌溉问题；与此同时，结合南方稻米充足，北方粮食匮乏的状况，玄宗派专人大力发展漕运，沿洛口、河阴、柏崖、集津、太原、永丰、渭南等国家大型仓库，节级转运，水陆并使，储存粮食，不到三年时间便转运粮食共计七百万石。一时间，“耕者益力，四海之内，高山绝壑，耒耜亦满，人家粮储，皆及数岁，太仓委积，陈腐不可较量。”作为这个开元盛况的见证者，在长安曾逗留十年的诗人杜甫可谓感触颇深。

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 ——杜甫《忆昔》节选

随着一系列重农务本措施的施行，基于均田制基础上的府兵制度也在开元时代悄然发生着变化。

初唐，府兵制规定二十岁当兵，六十岁放免，家不免征徭，武器衣粮自备，军士们的职责是宿卫和戍边。这种兵制，从高祖建国，历经太宗、高宗、武周、中宗、睿宗，随着初唐大规模战争的结束和边疆危机的减少和均田制的破坏，已经显现出它的弊端，轮番征调终身为兵的20—60岁的兵丁中，常有逃亡现象出现。正因如此，当唐玄宗李隆基即位伊始，便宣布府兵以后二十五岁从军，五十岁免役，同时，考虑到府兵“涉河渡碛，冒险乘 危，多历年所，远辟亲爱，壮令应募，华首来归”，遂将兵士们的服役上限设定为四年。开元十年（722），兵部尚书张说认为“府兵自成丁从军”，“其家又不免杂役，浸以贫弱，逃户略尽，百姓苦之。”建议召募壮士充当宿卫，不问色役，优之为制，玄宗准允。次年，便从关内招募十二万军士充当卫士，这就是“长从宿卫”，也称“长征健儿”，这个变化，正是沿袭近两百年的府兵制向募兵制转轨的发韧。此后十余年间，唐玄宗将这种制度逐渐推广到了全国。这种兵制，使原来的府兵轮番到边境守卫的做法取消，解除了府兵到边境守卫的千里奔袭之苦，而雇佣兵因为是集中训练，也进一步提升了战斗力。到了开元二十五年（737），玄宗再次下令：“天下无虞，宜与人休息，置长征健儿”，“给永年优复，其家口情愿同去者听到军州，各给田地屋宇。”至此，始自西魏历经隋代并在大唐帝国运行百年的府兵制彻底废止，代之以募兵制，而籍此变革，大唐各级政府也都”赖其利，中外获安，是后州郡之间永无征发之役。”

除了变革兵制，唐玄宗在整顿军旅方面对还出台了很多措施，如颁布《练兵诏》，令“西北军镇宜加兵数，先以侧近兵充，并精加简择，其有老秀等色，所司具以条例奏闻。战兵别简为队伍，专令教练，不得辄有使役。”在扩充军队加强训练的同时，战马的数量也得到及时补充。玄宗初即位时，当时全国的战马总量只有二十四万匹，为了加强军马的繁殖和保养，玄宗任命太仆卿王毛仲为内外闲厩使，全力负责军用马匹的供应，至开元十三年（725），军马已增至四十三万匹；兵强马壮之后，如何做到“粮足”，随之成为玄宗军事战略的又一考量，为彻底解决军粮问题，玄宗命令扩充屯田范围，在西北和黄河以北地区大力发展屯田，增加粮食产量，至开元末年，全国至少已有五百七十万亩军屯土地。

当军事力量逐渐壮大，唐玄宗收复失地巩固边疆的马蹄声随之叩响。沦陷十一年的营州等十二州悉数收复；长城以北的拔拔也古、同罗、回纥相继宣布取消割据称号，与唐中央政府合作；而在西域方面，也重新打通了中亚的通道，掌控了中亚的绿洲地带。当开元时期的大唐疆域南至罗伏州（今越南河静）、北括玄阙州（今俄罗斯安加拉河流域）、西及安息州（今乌兹别克斯坦布哈拉）、东临哥勿州（今吉林通化），国土面积达1076万平方公里，一个天朝大国的气象已经形成。

盛世的标志一定是多元的，而这其中，城市经济的繁荣与否无疑是重要的考量。

开元时期，大唐的手工业驶入了飞速发展的快车道，从业者遍布于官营、私营的各类手工作坊，成为国家的重要税源，而这些手工业者先进的技术、持续创新的工匠精神和质量优异的产品，又极大地丰富了市场，保证了社会的需求。当金缕裙、银泥裙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丝织精品扮靓唐人的生活，当“唐三彩”以超绝的工艺成为一个王朝的丰盈造像，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五光十色的盛唐画卷；而随着庞大的内河航运构成大唐帝国四通八达的“血管”，各地区之间的商业往来也更加频繁，如果说长安、洛阳两京是轴心，那么全国商业经济的缔结与流动，则通过密集的河网和发达的漕运被激活，进而让整个“开元之治”变得血脉贲张起来。诚如唐代著名理财家杜佑在其所撰《通典》中所云：

至（开元）十三年封泰山，米斗至十三文，青齐谷斗至五文。自后天下无贵物，两京米斗不至二十文，面三十二文，绢一匹二百一十文。东至宋汴，西至岐州，夹路列店肆待客，酒馔丰溢。每店皆有驴赁客乘，倏忽数十里，谓之驿驴。南诣荆襄，北至太原、范阳，西至蜀川、凉府，皆有店肆，以供商旅，远适数千里，不持寸刃。

国力的强盛迎来的是万邦朝觐。七十余国，这是编修于开元时期被视为中国历史上首部系统的行政法典——《唐六典》中记录的一个数字，这个数字，是开元时期记载的前来朝贡的蕃国数量，从东亚的日本、朝鲜，到东南亚地区诸国，从中亚、西亚的波斯、大食，到地中海沿岸城邦，都和大唐帝国的中央政府建立了朝贡的政治关系。在颁繁的国际文化交流中，长安，作为当时联通东西方重要的交通枢纽，长年集聚着几十个国家的使节、商人、学者、僧侣。他们当中，或是不畏风浪负芨“取经”的日本“遣唐使”，可以凭“始至之州”发的“边牒”，享受在唐期间交通和住宿的免费待遇，并自始至终得到来自鸿胪寺学者大儒的亲自授业；或是通过丝绸之路，以轻脆的驼铃之声穿越天山南北的西域商旅；或是从波斯湾出发，经印度洋到达广州，再沿海岸线一路北上达泉州、明州、扬州的“海上丝绸之路”使者。当来自不同地域不同种族的文明因子在长安这座当时全球最大最繁荣的国际化大都市汇集，开元，已然成为一个符号，一个“河清海晏，物殷俗阜”的帝国符号。

有道是“盛世修史，明时修志”，如果说南北朝时期的兵荒马乱，让许多珍贵的文史典籍几乎散失殆尽，那么当大唐开元时代来临，学术文化则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

玄宗任命昭文馆学士马怀素为修图书使，组成了一支庞大的搜集编修历史典籍的队伍；与此同时，玄宗还在长安洛阳两京创设集书院，组织了一大批精英学者在这里深耕细作，著书立说。主持撰写两唐书的宋代文史大家欧阳修对开元时期的编书修史盛况颇为艳羡，他曾说：“自汉以来，史官列其名氏篇第，以为六艺九种七略，至唐始分为四类，曰经史子集，而藏书之盛，莫盛于开元，共著录五万三千九百一十五卷，而唐之学者自为之书者，又二万八千四百六十九卷。呜呼！可谓盛矣！”

而因为唐玄宗本人就是一位多才多艺的艺术家皇帝，在承平时代，更是以自己的深度引领，成为盛唐文化的先锋。

头如青山峰,手如白雨点。山峰取不动,雨点取碎急。 ——宋璟《失题》

这首诗是时任宰相宋璟在盛赞唐玄宗的羯鼓之技，这位六岁能歌舞、少时自蓄散乐以自娱的大唐皇帝，有着极高的文艺禀赋，他会演奏琵琶、横笛等多种乐器，尤以羯鼓最精，据说他练习时敲坏的羯鼓能装满满四大柜，而他自己也认为羯鼓是“八音之领袖”。当然，精通音律的唐玄宗对大唐音乐的引领并不止于其精湛的演奏，他创作的大量曲子，“随音即成，不立章度，取适短长，皆应散声，皆中点拍。”其中，《紫云回》、《龙池乐》、《凌波仙》成为一时的经典，而《霓裳羽衣曲》，更是让盛唐音乐达到了中国音乐史上的巅峰。

而最能代表盛唐气象的，无疑是诗歌的繁荣。如果说唐诗是中国诗歌发展的高峰，那么，开元时期的诗作，绝对是这座高峰上的高峰， 李白、杜甫、王维、贺知章、孟浩然、王之涣、高适、王昌龄、岑参、张籍等这些灿若星斗的诗人，都齐聚于大唐开元这个耀眼的年号之下，而脍炙人口的《唐诗三百首》，无论哪个版本，开元时期的诗作，永远都有着不能忽视的重量。当众多满腹才情的诗人迎着大唐开元年间的桃李春风，一路金樽对月，慨当以歌，开元，便以最华美的文字融入中国文化的长河，千古不废，熠熠生辉！

最骄傲的人当然是唐玄宗李隆基。二十九年时间，他重新将李唐王朝扳回了发展的轨道，并将开元这个年号做成了一个“左右藏库，财物山积”的极盛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