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了却了自己最后一个大心愿。”
三八妇女节当天，家住杭州拱墅区上塘街道假山新村的宣美丽，在假山路社区与省红十字会工作人员的见证下，在浙江省遗体捐献志愿书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原本，宣阿姨的爱人杨金才，也要一同签下遗体捐赠志愿书的，但因为老家有事临时回去了，“蛮遗憾的，本来好事成双，要等他回来自己签了。”
在宣美丽看来，和爱人一起完成这个心愿，是一件浪漫又很有意义的事。
多年前两人就说好
要一起捐赠遗体
就在记者寻找宣美丽家所在楼栋的时候，一位头发花白、身着红色羽绒外套的阿姨骑着自行车，远远地就在呼唤，“小伙子，你在找什么？来来，我带你去。”
宣美丽今年71岁，杭州人；老伴杨金才，76岁，诸暨人。
“我喜欢穿红衣服，好看，要是头发再白一点就更好看了。”几句话，就能感受到宣美丽的豁达和爽朗。
她家住一楼，是租的一间套房，新装修的房子显得很通透，因为一个人在家，房间的电脑上还放着电视剧。
“原来是和儿子一家一起住，在五楼，年纪大了爬不动，就想着在低层租一套。”说话间，宣美丽从房间中拿出了昨天签了字的《浙江省遗体捐献志愿书》，边上一本空白的是留给老伴的。
在遗体捐献志愿书上，宣美丽选择了捐献遗体、眼组织 (角膜)以及脑组织，“遗体和脑组织可以用于医学和科学研究，眼角膜可以用来移植，蛮好的。”
很多年前，宣美丽和杨金才就萌生了想要捐献遗体的想法。
“我多年前就和儿子说好，走了以后要把骨灰撒到钱塘江去。”
后来，老两口看到遗体捐献相关的新闻以及科普后更加确定了捐献遗体的想法，“我记得是我先提出来的，问了老杨，老杨就说了一个字，好。”
今年，正好假山路社区和省红十字会试点在社区开展器官捐赠、遗体捐献的“两捐”试点工作，老两口立马就报了名。
在工作人员多次上门科普、确认、登记后，昨天宣美丽先签署了《浙江省遗体捐献志愿书》，杨金才将在回杭后第一时间联系工作人员完成办理登记。
结婚近50年
出门总是会互相报备
明年就是老两口结婚50年，宣美丽杨金才即将成为大家口中的“金婚夫妻”。
两人1974年经人介绍认识，并于次年结婚。
“那个时候都是按照部队的标准，早晚拉练，白天干活，日子虽然苦，但是很充实。”宣美丽说，当时杨金才为了不和她分开，主动选择从更高的岗位回到基层。
近五十年的生活，两人的生活中难免会有争吵，但是每次都不隔夜，甚至出去遛个弯回来气就散了，“互相要多理解，多沟通，没什么是解不开的。”现在，宣美丽说，刚吵完的架可能过三分钟就忘了，“一把年纪了，有啥好吵的。”
前些年没有手机的时候，谁出门了，都会在桌子上留张条子，“去哪，干嘛，大概什么时候回家，回不来回吃饭，省得互相担心。”有了手机，就会打个电话，“有的时候时间估不准，就多打两个，安心。”
虽然已经年过七十，但是他们的想法很潮流，“我们平常买衣服也都会去大商场，买名牌。儿子我们已经养大了，孙女也带大了，该自己享受生活了。”
家里还买了电脑。宣美丽上手快，最开始是她把怎么开机、怎么操作写在纸上。慢慢的，电脑变成了杨金才的专属。
七十岁依旧想发光发热
孙女读了高中，突然闲下来的宣美丽选择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我记得第一次是去培训，那个才知道志愿服务是什么样的，感觉很快乐。”回来和老伴一商量，她就决定加入，这一做就是十余年，志愿服务时间超过6000小时。在志愿服务过程中，宣美丽还学会了修脚、理发。
家中醒目的位置上，摆放着“杭州市功勋志愿者”“杭州市优秀志愿者”“杭州市绿化积极分子”等各种志愿荣誉奖章。
每周一、周五，宣美丽会在社区做志愿者，每周还会两家医院做两天半的志愿者，“常常一做就是站一天，蛮累的，只要身体吃得消，我会一直做下去。”
杨金才也有自己的事情要做，平常给年轻人上上党课，给邻里调节一下纠纷、排除下疑难杂症等等。
社区工作人员都说，“杨叔叔的脾气很好，他说的话，大家都听的。”
所以当老两口提出要捐献遗体时，社区的工作人员并不惊讶，“这就是他们会做出来的事，我们都要向他们学习。”
浙江已有器官、遗体捐献者4510人
志愿者30万人
记者了解到，自2010年浙江省作为全国11个试点省市启动实施人体器官捐献、2016年启动遗体（组织）捐献以来，截至3月9日，浙江已有器官（遗体、组织）捐献者4510名，同时还有30万爱心人士主动登记成为捐献志愿者。
其中，超过55%的志愿者30岁以下，60岁以上的志愿者只占不到1%。
“捐献器官、遗体在大众中的认知度和接受度是逐年增高的。”浙江省红十字会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全国优秀器官捐献调解员曹燕芳说。
作为2010年浙江省首批协调员，曹燕芳统计着每年登记的志愿者数据：第一年260人，第二年500多人……2018年将近8000人，2019年34000人……随着2016年网络捐献登记的推出，志愿者的数量迸发式增长，最多一年出现了8万名志愿者，年捐献也从2例增长到超过300例。
这些志愿者来自各行各业。
“有一个一辈子生活在农村的老太太，捐献遗体的意愿特别强烈。”从业13年来，曹燕芳每天都会被捐献志愿者的故事打动。
去年4月，17岁的周江涛，吸着氧气坐在病床上，用尽生命最后力气写了一封信。依照他的遗愿，这个少年的遗体被送到浙江大学医学院用于医学研究，他的眼角膜，后来成功移植到两位眼疾患者身上。
“原本，家里除了姐姐，没有一个人支持他的决定。在生命的最后，他一个一个做思想工作，说通了之后才安心离开。”说起当初的细节，曹燕芳依然会泪目。
协调员们也会跟着一个又一个志愿者的故事思考生命的话题。
“人生走到最后，其实是没有年龄的界限，只是生命的一个阶段。这个阶段的存在，才让我们更加珍惜活着的所有时光。”曹燕芳说，捐献的人中，有出生才几天的宝宝，有捐献器官也有捐献脑组织；也有百岁老人捐献遗体做“大体老师”，“他们的选择就是让生命之后还有生命。”
曾经，有一位捐献者年幼的儿子写下这么一句话：“爸爸，你把妈妈和我都丢下了，我怪你。可是时间一长，我又觉得，你是一个英雄，你救了好多人，救了好多个家庭。”
在浙江，实现器官、遗体捐献的夫妻有31对，两代人都实现捐献的有6户家庭。
多年来，浙江省红十字会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一直和捐献者的家属保持联系，希望给他们带去帮助和安慰，比如说未成年人的助学，老年人的助老服务等。
“我们在实践中发现，不少提供帮助的就是曾经的捐献者家属，这样的家庭更能体会处在绝境中的滋味，让爱蔓延，让爱循环。”曹燕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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