姥姥家已经很久没有回去过了。自从姥姥走了之后，市郊里的那座“危楼”，就一直孤零零的伫立在那，鲜有人问津了。不回去，一是因为老人走了，再没有了回去的必要。二是因为，再回去，抬头望向三楼，那个姥姥常探出头搜寻我们的窗子，内心里还是无法平静。这个现在看起来有些破旧的老楼，却是我从小长大的地方，是我儿时最好的避风港。
姥姥是个很可亲的人，皮肤很白，常常笑，而且特别爱干净。姥姥是个满族人，她唤太姥姥为额（è）娘。据说姥姥的娘家以前是满族正黄旗，许多亲戚在清朝时还带着官衔，但那都是过去的事了。也许因为是满族人的缘故，姥姥身上还留着许多满族的习俗，但因为那时候我还太小，很多都记不得了，唯独“下大酱”我是记得清清的。因为，几乎每年，我都会跟着姥姥去楼下的仓房（类似于仓库，里面有屋可以存放杂物，外面挖地窖用来储冬菜），在一个深棕色的大缸里“下大酱”。
还记得那时候姥姥领着我去“下大酱”，先是从不知道什么地方拿出一个大的棕色的，像古时候的枕头那么大的酱块，姥姥叫这种酱块为“酱曲（qú）子”（大概和酒曲子差不多的意思吧）。这种酱曲子上面长满了白毛。姥姥说，长了白毛的就是已经发酵好了，可以下大酱了。说起下大酱的时间，还有一个讲究，那就是必须在农历的四月初八、四月十八、四月二十八这几天下，姥姥说只有这几天下的酱，才能下得好。
“下大酱”，可不是将酱曲子放进缸里倒上水就行了的。下大酱的水是按照五斤黄豆，一斤盐，十斤水的比例熬成的。等盐水熬成放凉之后，才能加到下酱用的缸里去。将盐水倒进缸里之后，姥姥将酱曲子敲成小块，放进酱缸里，然后用纱布将酱缸罩上，放在能晒到太阳的地方。
正午时分，姥姥带着我去捣酱，她让我帮她把袖子挽得高高的，露出她白嫩嫩的手臂。姥姥的皮肤特别白，也特别嫩。我现在也想不通，常常做家务的她为什么能把皮肤保养的这么好。姥姥拿着酱耙子弯着腰，将酱耙子深深的探进缸底，就这么顺时针一下又一下的搅着。阳光从头上洒下来，酱缸里的颜色黄澄澄的，姥姥的脸就这么斜外在酱缸上，阳光将她的发丝照得闪光，姥姥年轻的脸，是那么漂亮。大酱的香气随着姥姥不停搅拌的手慢慢的浮上来，直到现在，我仿佛还能闻得见。
时光易逝，如今，姥姥已经走了三个年头了。在这个临近春节的时候，我再次想起她，想起儿时她哄我入眠的小调，想起她哄我吃饭时的调笑，想起她腌酸菜时的快乐，还有她拿着酱耙子一圈一圈捣大酱的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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