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知行合一,什么是知行合一呢

一、近几年，一股阳明心学的热潮席卷全国，一时间人们纷纷开始关注王阳明，很多企业甚至将“心学”作为员工培训的一项内容，以求提高员工思想觉悟。而各大媒体及网络上更是对代表王阳明心学核心思想的词汇之一的“知行合一”热议纷纷，对于该词的解析更是五花八门。仔细看了一下，我发现大部分人对于“知行合一”的“知”往往按照字面的意思理解为了知道，进而对“知行合一”一词做出“知道了便要做到”亦或是“遇到事情便要迅速的做出反应”这类的解释。而这种解释对吗？其实但就“知行合一”一词来讲，不能说不对，只不过这种解释并非阳明心学的范畴，如果硬要寻个归属，那或许沾了程朱理学的边。那么，阳明心学范畴内的“知行合一”到底是什么意思呢？阳明先生为什么要强调“知行合一”呢？在分析之前，让我们先来看一下“知”与“行”的文化背景。人们普遍认为“知行合一”是阳明先生所创，但其实不然，“知”与“行”并非阳明先生所创，同样也不是朱熹所创，早在诸子百家的时代便已经提出过“知”与“行”的概念了。比如作为儒家五经之一的《尚书》中就记载“知之非艰，行之惟艰”，这恐怕是儒家最早关于“知”与“行”的概念了，此时的“知”与“行”有学和做的意思。而之后孔子便据此正式确立了古典儒家中关于学习加实践的修行观，如《论语·为政》中记载“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述而》中记载“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等此类皆有学习与实践相结合的意味。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道家思想在汉代迎来一波兴起，而同一时代传入中国的佛家思想也在隋唐时期达到鼎盛。于是到了宋代，当传统儒家遭遇道家的“无”和佛家的“空”，三教合流思想碰撞，便衍生出了新儒家，也就是程颐朱熹一派的理学。而此时的“知”与“行”相比上古时期便多了一些关于人类行为机制的思考，如朱熹言：“知与行须是齐头做，方能互相发”，“……然又须先知得，方行得”。由此可以看出，“知”与“行”到了宋明理学的时代，意思已经明确为“知道”和“做到”了。而阳明先生所谓“知行合一”便源自对朱熹“先知而后行”的批判。朱熹言“知之愈明，则行之愈笃”，很明显在朱熹看来，想要做好，则需要先穷得万物的道理。例如台灯不亮了想要修理，用理学的思想去看待，那必须先要学明白台灯能够发光的原理，而后根据原理进行检修。这么看来，很多人便疑问了，这没有问题啊，必须先要明白了道理，才能够行动啊，自然是知先行后，“知行合一”也自然是知道了就要做到的意思了。其实，这便是关于“知行合一”最主要的争论点之一，而之所以说这种解释偏离心学范畴，是因为心学理学对于“知”这个字的定义不尽相同。朱熹的“知”是知识、知道、道理，而阳明先生的“知”，则是良知，“不虑而知谓之良知”，这里的良知是指一个念想，不需要经过思考便可以获得的意念。还拿修台灯来说吧，当我们的台灯突然间不亮了，我们的第一反应是台灯坏了需要修理，这个时候，这个想要修理台灯的意念便是“知”。而“知行”是如何合一的呢？我们不妨先来分析一下何为意念，意念便是我们接触到外界事物后产生的意向性行动，意向性行动既是行动，自然可称之为“行”，那么如果说“知”是意念，意念是意向性行动，故而知行自是合一的。阳明先生对此是这样论述的：“知为行之始，行为知之成”，知是行的开始，当产生修台灯念头的时候，这个念头便已经是修台灯行动的开始了，而当修台灯的意念切实的实施下去，则是这个念头的成果。故而这么看来，“知”与“行”是互相关联在一起的。不过此刻，往往会有这样一种反问：并不是有了修台灯的意念便可以修台灯的，如果不去探寻修理的方法，如何能修好，又如何不是先知而后能行呢？其实之所以发出这种反问，依然属于“知”这个概念理解不清的表现。意念是心对接触到的外界事物第一时间且最直接的那个反应，而非思考后做出的判断。故而台灯坏了要去修台灯的意念是一个“知”，当开始修理的时候发现自己并不太明白台灯的原理需要求得个修理方法的意念便已是另一个“知”了，修台灯的“知”与着手去修的“行”是一码事，而想要求个修理方法的“知”是与求方法的“行”是一码事。将先求方法才能修好台灯归纳为“先知而后行”属于张冠李戴，也可说又入了理学的范畴，并非阳明先生知行的本意了。而针对，阳明先生有过这样的强调：“知行二字即是工夫，但有浅深难易之殊”，就好比想去修台灯却发现需要求个修理的方法，于是知行进了一步，由要修台灯转化为了学习修台灯，而经过研究学习发现台灯坏了个灯泡，于是我们学会了换灯泡，这已是比之前仅仅想要修台灯进了一步。所以由想要修理的意念转化为求方法的意念，在经过求方法的意念寻得了方法，这种知行的进步便产生了一种层次。但第二次台灯又坏了，经过检查灯泡没坏，于是又需经过求得其它方法的意念寻得了其它方法，这时对于台灯这个范畴的知识便又深了一层，于是深浅难易便在不断的知行进步的工夫中体现了，也就是“知行并进之工”了。二、还有一种理论是这样的，他们将阳明先生所谓的“知”分为了两类，一类叫做道德的知，一类叫做其它的知，然后从两个方面论述“知行合一”，形成两种合一的逻辑，而为什么这样做呢？我认为他们可能是发现阳明先生在论述“知”的过程中，既有“能行孝，方谓之知孝；能行弟，方谓之知弟”这类仁义孝悌方面的“知”，同样也有学问思辨方面例如“盖学之不能以无疑，则有问，问即学也，即行也……”的论述。但其实完全没有这个必要，如若非要这么分类，那恐怕是分的还不够全面呢，尚有“知汤乃饮，知衣乃服……如好好色，如恶恶臭”这类本能的知。所以其实所有的“知”皆是一样的，根本没有必要区分，皆不过是个意念。学问之“知”便如同寻求修台灯的方法，用现代的概念论述便是学术、技术范畴的工夫。而仁义孝悌方面的“知”，不过是在道德层面上下功夫，按照古代儒家的套路来论述便是按照“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的顺序修行，在知行并进中实现真切的道德品行。试问，学术范畴与品德范畴有必要分而论之呢？就好比现代“文科”“理科”虽术业有专攻，但归根结底都是学业，并未有本质区别是一样的。三、论完了“知”与“行”，我们再说说“合”。其实“知”与“行”真正称得上“合”是在理学范畴，朱熹是这样比喻“知”与“行”的，“如人两足相先后行，便会渐渐行得到。若一边软了，便一步也进不得”。很明显，在理学的范畴内，“知”和“行”如同人的两条腿，一起运动人才能走，所以这似乎才是真的“合”。而阳明先生虽也用了“合”，但却颇有先有意分而述之，再合二为一来补偏救弊的味道。阳明先生说“某今说个知行合一，正是对病的药”。注意这里的病是什么，很明显是针对朱熹分而论知行的观点，因为在阳明先生看来，知行并是非合二为一，而是它们根本就是一码事，有了意念自有了意向性行动，如何是分离的呢？那为什么又要强调个“合”字呢？因为意念与意向性行动中常常出现干扰，导致意念无法贯彻实施下去形成切实的行动，而这个“合”字，便是治病的药。阳明先生此意，正是提醒人们莫要让干扰，阻碍了意念的执行。那么何为干扰呢？依旧回到修台灯上，前面说过，台灯坏了就有了修台灯的意念，但这个时候突然产生一个念头，比如：老公一会就回来，交给他修吧。于是便不去理会台灯了，这个念头便是干扰，阳明先生称之为：欲。用理学的眼光去看待“欲”，便是那句“存天理，灭人欲”。理学大儒们主张灭掉人欲来寻求天理。而阳明先生则洞悉了其中的弊端，人之所以是人，正是因为人存在人欲，故而人欲是绝对灭不掉的，只需寻求原本中正平和的状态即可。所以他一再提倡静坐去体会《中庸》中描述“未发之中”以及“发而皆中谓之和”的心之本体，就如同他安慰因丧子而悲痛过度的弟子陆澄所言“才过便非心之本体”，他认为人欲是必然存在且不可抹杀的，进而纠正理学“灭人欲”理论为“存天理，去人欲”。这里便可以看出，阳明先生认为，人要做的是去掉多余的“欲”，他将这部分“欲”称作“私欲”，除去“私欲”剩下的便是天理，而在心学的范畴内“心既是理”，故而“理”便是无善无恶的心之本体。四、说到这里，我们不妨反向去梳理一下这套体系的逻辑：每个人都拥有一颗心，这里的心并非现实意义的心脏，而是指主宰我们一切思想行动的意识上层面的心。这颗心在没有接触事物的时候是归于沉寂，无善无恶的存在。当它接触到一件事物的时候，本能的便会产生反应，便是知，有了知自然也就有了意动的趋势便是行，注意二者穿插交错而行，但这中间会有种种“欲”加以干扰，如果格除了干扰，那么知便可贯彻实施下去，而完成行，而如果受到了干扰，那么便无法贯彻实施，便没有完成行。梳理到这里，又一个问题便出现了，那就是既然“知”存在因干扰无法实施的情况，那“知”与“行”是否可以认为仅仅是在部分情况下才是一码事呢？确实犀利，但阳明先生也对此进行了解释“知而不行，不是真知”，他引入了“真知”的概念，也就是没有受到干扰进行了贯彻实施的“知”才是真知。例如他的弟子曾迷惑，明明知道应该孝顺父母，但总是因为种种事情没有做到。这便是个典型案例，所以在阳明先生“知行合一”的概念中，“知”字必是能够不受干扰阻隔彻底将意念贯彻实施的“真知”，只有“真知”，才与“行”切切实实属于一体。由此，“合”字的意义便更为清晰可见，阳明先生所谓“知行合一”的合不是形容词，而是一个动词。便是要在干扰处下功夫，来实现意念的贯彻落实。那么解决了贯彻落实的问题，那么这套圣学体系也就仅仅剩下一个问题了，那就是如何保证“真知”即是“良知”？阳明先生对此有过清晰的论述：“我今说个知行合一，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发动处有不善，就将这个不善的念克倒了。须要彻根彻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潜伏在胸中。”他的意思就是告诉人们念头便是行动了，要从念头上下功夫克制，存养个善念，格除不善之念，进而“良知”便浮现了，这个过程他称作“致良知”。当“良知”接触到事物后，至善的意念如果不受到干扰执行下去，那便是至善的“真知”，同样也就是至善之行了。至此，“知行合一”的哲学体系便已成形。当我们试图以阳明先生的视角去看待“知行合一”体系的发展，便很容易的理解了心学从“心即理”“知行合一”再到“致良知”的发展过程，而到了晚年，阳明先生已将心学的思想融会贯通，于是在天泉证道中再次化繁为简，提出“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四句教，抛弃早年间那些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的繁琐工夫，简洁明了得施教世人，只要以为善去恶的格物之行，寻复知善知恶之良知，以此分清意动之善恶，最终回归无善无恶心之本体，便是圣人之道。正如先生诗中所言：“此心自有光明月，千古阴晴总无缺”，世间虽然繁杂，但只要在心中长存个善念，人人皆可为圣。这便是“知行合一”的传习密码，是500年前阳明先生留给我们宝贵的修身哲学。

“知行合一”由明代思想家王阳明提出，该思想主张认识事物的道理与在现实中运用此道理，是密不可分的一回事。该思想，是讨论中国古代哲学中认识论和实践论的命题。

王阳明是我国明代心学的集大成者，而“知行合一”则是阳明心学的核心理念。他认为人们要学习增益自我，必须做到知行合一，不要只是一味在脑海中思索，而不经实践就自认为理所当然。有想法，必须经过实践才能得到真知。唯此才能更好地指导人的行为，通过不断的实践调整，才能得到真实的增益。

明阳心学三大命题：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

心即理:

心中良知就是天理，天理就是心中良知。即使是凡夫俗子，只要一念向善，遵循心中良知去做人做事，也可为圣贤。

致良知：

致良知包含有两层含义：首先是对内探索穷尽良知，从你的内心深处去探索穷尽；其次，对外发挥应用良知，遵循良知去做人做事。

知行合一：

知行合一有三层含义：首先，知识和实践要紧密结合，合而为一。其次，不仅要从心中探索穷尽良知，还要遵循良知去做人做事，有善心还要有善行，行动很重要。第三，做人做事要遵循你内心的良知，跟着良心去做人做事，不符合良知的事不要去做。

知与行的三层关系:

首先，无知，有行：这里的无知，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缺乏知识。“无知”是无良知，不知道事物原本的道理，或者是没有理会领悟到道理。这算是一种比较原始的状态，人以本能行事。这个“行”，不受事物道理的影响或指引。

其次，有知，无行：知道事物的本质及道理，但是不付诸行动，再好的道理也变成空谈。同时，道理也得不到行动的验证，从而会陷入盲从道理的境地，最多只能算是一知半解。朱熹倡导格物穷理，强调理，先理后行，知难行易。王阳明则提出“知易行难”，知和行同样重要，强调二者互为一体，相辅相成，不可拆分。

第三，有知，有行：知道事物的道理，并按照这些道理去做，去实践。以知指导行，以行检验知，知行辩证，知行合一。有知有行，才是知行合一。